公报》(沪)1948年9月10日。)蒋经国在上海命令:商店即使无货,也不准关门。如若暗中抬价,则将没收封存。他对违令大商人也施以严厉打击,将米商万墨林、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纸商詹沛霖等,以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罪,逮捕入狱。"大多数上海市民对于蒋氏对付罪恶昭彰之主要人物及流氓所运用之'铁腕'政策咸为称快"。(注: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8册,第1056-2页。)蒋经国博得"打虎英雄"称号。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铁腕措施,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资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在币制改革后的40天里,出现了"奇迹",如收兑金银外汇取得了一定进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价格也多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
但这是政治"铁拳"与病体经济较量所产生的"成效",带有相当程度的虚假性,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金圆券发行额超出预期计划,在前半个月内就多发行了8千余万元, 以致立法委员皮德中在立法会议上感叹:"这不是通货膨胀是什么?"(注:同上, 第2322-2页。)二是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躲藏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象一个活动仓库似的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注:参见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 第173页。)在北平,有"数种物资,因限价关系,来源不易,而黑市于是活跃。"(注:中国科学院历史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前揭书,第4 辑28册,第2322-2页。)三是生产企业也陷入困境。 上海工厂因物价冻结,企图停工,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将予没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注:同上,第10161-1页。)由上可见,金圆券发行之初的"奇效"不容乐观!
四、金圆券的急剧膨胀与崩溃
王云五对此"成绩"却欢呼雀跃,认定币制改革必将成功。9 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及国际复兴建设银行理事会第三届年会将于美国召开,由中国作轮值主席。王云五因未曾意识到币改后的潜在危机,决定暂离岗位,前往出席会议,并企图借此机会谋求贷款,作为币改后援。老友傅斯年曾劝阻他不要去,因为美国对于财金洽谈,只重专家意见,对非专家的王云五恐将冷淡。王却往意一决,置财部事务于不顾,于9 月20日率席德懋、宋子良等人飞往华盛顿,结果大失所望,然王氏10月9 日回国后仍硬称:"美国朝野对继续贷款援助我国问题,极愿予以考虑。"(注:《大公报》(沪)1948年11月14日。)
恰在王云五赴美开会期间,金圆券发行速度明显加快,到9 月底已达12亿余元。待其返回国内,"已经显露的通货膨胀仍然在恶性膨胀。"(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28册,第11345页。)商品市场愈见枯竭,北平"所有粮食店油盐店均空空如洗,不特按照官价购不到一切,即按黑价亦无觅处。"(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28册,第10161-1页。)上海"商店纷纷藉词休息, 甚至民众赖以生活之食粮肉类亦均无法购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之恐慌。"(注:《大公报》(沪)1948年10月27日。)
台湾资深学者吴相湘对王云五出国颇有烦言,认为"金圆券发行之初的良好反应,并未预示中途不发生变化,更不保证最后完全成功。加以当时军事情势不佳,一旦剧变,必影响全局。王云五以发行新币主持人,理应坐镇首都,随时因应。不宜远赴万里外出席会议。这是一非常错误不能见谅国人的决定。"(注:吴相湘:《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发行》,《传记文学》(台湾)第36卷2期。)吴氏所言不无道理, 然将币改失败归至王云五出国一事,亦非公论。据国民政府官方统计,1948年9-10月,财政赤字达3.7亿余元,(注:据杨荫薄《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274页计算,此后财政赤字更大,1948年12月达到22亿余元。另外应注意实际财政赤字比官方统计要多。)这些都要以多发票子来弥补。在此情况下,由谁理财,出国与否,金圆券都难逃贬值大厄运!
北京《新生报》社论指出:"我们希望当局再创打虎纪录,借人头,平物价。"(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28册,第10161-3页。)但被誉为"打虎英雄"的蒋经国也乏术可用了。他在10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切都在做黑市买卖,""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注:《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页。 )扬子案对他的打击则是致命的。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的扬子建业公司,囤积汽车、呢绒,匿藏金银外汇。蒋经国迫于压力,下令查封该公司所有仓库。孔令侃立即向姨妈宋美龄求援,宋又请蒋介石为孔放绿灯。蒋介石"爱美人不爱江山",竟下令令小蒋手下留情。皇亲国戚逃离法网,蒋经国顿然间变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代名词,被迫辞职离沪。
面临物价狂涨的局势,行政院变通策略,于10月26日调整八·一九限价,规定:"如系国产货品,按产地收购价格或原料价格予以调整。进口货按进口成本调整。"(注:《大公报》(沪)1948年10月27日。)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承认币改失败。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3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行政院长由孙科继任,财政部长由徐堪接任。但王云五并未过度沮丧,他引以自豪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搜刮了2 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否则,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角度而言,王氏的确"功不可没"。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 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银行开始可以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1美金折合4金圆券增至20金圆券。
11月20日,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并委托中交农三行同时办理。自此,各存兑处人潮如涌,万头攒动,争相挤兑。在上海,许多人头一天晚上露宿在黄浦江边划船上,以待次日破晓到银行优先抢兑。12月23日,约10万人挤兑黄金,因拥挤不堪,导致7人死亡,105人受伤。俞鸿钧因此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注:参见《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7册,第5页。沈云龙:《对金圆案应进一步追踪研究》,《传记文学》(台湾)第36卷3期。)由刘芸接替。
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许多地方发生严重钞荒,向中央银行告急,中央银行又向财政部诉苦:"近来国库支出激增,券源短绌,供应时虞不及。各地方需要券料,虽经竭力设法运济,仍患绠短汲深,无以解决困难。"(注: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1-264页。)到1949年4月, 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 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0页。)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500元、1000 元、5000元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的大钞, 相继印行,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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