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改善。但是其利润却是微不足道的，还不到钱局成本的５％。随着国家对云南铜矿补贴的增长，铸钱成本再次上升，最后再出现铸钱总经费高于铸钱收益的情况。”61

再次是为了社会稳定。按照货币经济理论，物价与货币有着重要关系。物价高低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当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时，则物价下跌；反之，货币量减少，则物价上涨。如果官方兑换率和市场兑换率的差别过大，就会使物价变动，给百姓生活带来困难，也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甚至发生暴动。因此，为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政府维持官方银钱的固定比价，稳定铜钱通货，就显得十分重要。

清代前期的政府是专制体制下执行权力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定，很难说政府是为推动商品流通的发展，而制订货币政策的。但是为了达到政治、军事目的，政府提出的货币政策，也离不开经济。换句话说，政府的各种职能是相互关联的，经济作用离不开政治、社会和军事作用，而货币政策落实的结果，则体现在经济方面。当然，也并非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只是为了论述方便，这里按照现代货币理论，把政府对货币的有关措施与管理归纳起来，以期从历史事实中，客观评价政府的政策。

政府货币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因时制宜，随着市场变化而不断改变的。例如：对市场作用产生的私钱流通，政府一方面在法律上严令禁止，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政策。“乾隆初期，由于制钱供应不足导致钱荒的压力下，政府对私钱流通采取的基本方针是一种放任或弛禁的态度。至乾隆中叶以后，当制钱的供应逐渐稳定，各省呈报市场钱价日益平减的时候，处理私钱的政策才正式展开。采用的方式是多面性，但其中与历代政府的‘严刑峻法’政策迥然不同之处，是采用一种较温和的收买政策。”62 又由于政府是根据市场中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化，而推行货币政策的，所以，这些管理措施也是审时度势决定的。有人说，清朝货币规章多变，正反映了政府这种随时应变的能力。

发放生息银两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又一大特色。康熙前期，全国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63 但到后期，经济复苏，物价也开始回升。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说：这是因为“康熙二十二年降服了郑氏，占领了台湾，再开海外贸易，从而自然地丰富了货币。”64 理查德（Richard Von Glahn）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65 他认为，“康熙朝的萧条与银的流向似乎并无简单的关系，中国国内物价的降低早于日本禁银出口，而物价回升也未受白银流入的刺激。”“铜钱价值下降并不能明确的与白银流入量的变化相关。”66 笔者同意理查德的意见。从解除海禁的康熙二十二年到康熙后半期，大概有十年的时间，白银流入量是否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起到丰富货币，影响物价上升的作用，值得怀疑。笔者认为，起到丰富货币作用的，主要不是国际白银流入，而是国内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这就是康熙时期开始的为使官兵摆脱生活困苦，而发放生息银两的政策。雍正七年，上谕称：“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计，朕悉心揆度，若逢家中红白之事，经费不敷，着实困迫堪悯。特着用内库之银，交付王大臣转用滋息，以备兵丁不时之需。兹念外省驻防之满洲、汉军兵丁亦应一体恩赐。”“其他各省督、抚、提督标下兵丁，亦循此例。”67 从京城八旗到各地驻防之满洲、蒙古、汉军等官兵，都有生息银两之利息，作为生活补贴。当然，清代前期的政府不会想到，用这种政策可以摆脱经济停滞现象，但在客观上生息银两确实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扩大了需求，促进了消费，使康熙后期的经济开始复苏。到乾隆时，发放的生息银两本金，已经基本归还。68 可见，货币滋息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拉动内需的确很有成效。

关于在货币流通中，政府起主导作用，还是市场起主导作用的问题，理查德认为，“明代主导货币事务的是市场而非政府。主控货币的是市场，而非国家。” 69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William T. Rowe）似乎不同意他的结论。“我关于十八世纪货币政策的研究，使我对他的结论持谨慎态度。虽然象理查德表明的那样，当时的国家对它管理通货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但不管怎样，清中期官员们使用了广泛的间接方式――调整铜币的大小和含量，通过大量的技术手段，在不同的货币地区，控制银钱的相对供应量，高度选择性的反利用――作为一个市场的参与者来保证货币稳定，刺激了与人口同量扩张的经济生产力的发展。”70 理查德的研究止步于康熙时期，罗威廉的研究重点在雍乾时期，虽然他们对于整个清代前期政府的货币政策、管理、执行情况，都没有全面研究，但是他们的结论都是有根据的。

一般来说，清代前期是政府与市场共同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政府的货币政策确实起到一定作用，特别是在某些时期里，甚至起到主要作用，如前述发放生息银两，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就是市场在短时间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政府的货币政策是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当市场上铜钱数量减少时，政府可以增加铜钱的数量，反之，政府也可以减少铜钱的数量。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又受到铜材的影响，当市场上铜材短缺时，政府可以增加铜材生产，或向外国购买。由于铜钱货币流通量是随着市场上铜材价格的波动而变化的，所以，货币流通量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官方按照市场银钱比价的变化来调节货币数量，政府的货币政策总是跟在市场调节的后面起作用。日本学者黑田明伸的研究指出，“私钱跨省性的流通则呈显传统中国货币流通的另一面貌。”“显示出‘私’的经济相对于‘公’的经济对穿越政治疆界的活力。”71 如果把“私”看成市场调节，把“公”看成政府调控，那么，从长时期看，正是“私”钱流通冲破城市之间、省际之间的地域，起到左右整个货币流通的主导作用。

从整个清代前期来看，政府货币政策的干预能力呈下降趋势，乾隆时期钱票的盛行，就证明政府并没有能力决定钱票的流通，完全听凭市场调节。特别是道光时期， “新旧朝钱币一起流通及洋钱可用以缴税，表示当朝所铸的钱币不是那么成为王权的象征。”72 低色洋银内流，国内白银外流，在一些地区洋钱与制钱同样使用。这时，政府提出了禁止中外贸易使用白银的反市场规律的政策，难于施行，就更表明货币流通越来越被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价值规律所操纵。
注释
1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5。
2 咸丰九年九月十六日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张祥河等奏折，见清代钞挡，钱法，道光朝。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图书馆。
3 《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4 陆世仪《论钱币》，见《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二，钱币上。
5 汪宗义、刘宣辑录《清初京师商号会票》，载《文献》1985年第2期。
6 “钱票是一种信用票据，由钱庄、银号等信用机构签发。它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起着代替货币职能的作用。”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钱票的起源，也无法考据。当初可能也是一种期票，临时填写，其和银票不同的地方，大概只在于银与钱的分别。也许银票的面额大一点，钱票的面额小一点，因此钱票的流通性要更加大一点。”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57页。
7 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8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2。
9 约翰· 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致一位议员的一封信》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第101页。
10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6。先定为七文准银一分，后改为此比价。
11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
12 参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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