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渡违禁亦许小船告官，立法无弊，可垂永远。”【34】（卷之1，《舆地志·山川》，《张凤诰神溪渡义田记》乾隆十五年）
　　二

　　如上所述，对商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主体是政府和民间。政府投资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国家政治、军事、财政的需要。其次是稳定社会，减少和避免民间冲突。如地方政府对市场设立的地点十分关注，民间申请建立市场，地方政府核查实情，给予批准。若因设立市场而发生争端时，政府就不批准了。【15】（第3卷，P．98）这说明地方政府是把安定社会放在首位，发展商品经济在其次。当然有时亦有为商贾、行旅服务的目的，但是应该说其在政府整体目标中占极其次要的地位。康熙四十三年，山西汾河淤滞，只可纤行小船通行。皇帝上谕：“若疏浚河道，则于商贾、民人有益。”于是，山西巡抚噶礼遵命勘查河道，疏通淤滞，并“照习行湖广省、四川、辰州等河浅滩之鳅船、马羊船式样造小船，复行验试，必令通行。”【29】（康熙四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山西巡抚噶礼奏报小船已经制造完毕折，P．334）如果说政府在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制订了某些政策，并投资进行建筑、维护、管理的话，其目的很难说就是为商品流通，为民众利益提供服务。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政府投资的结果是建设、修筑了路、河、桥、救生等设施，这些设施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利用，自然也起到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作用，所以又不能说政府没有对商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尽管其没有为民众提供服务的意识。在清代，中央集权是国家政权的形式，专制体制是国家政权的本质。政府则是专制体制下执行权力的机构。清代的政府以皇帝为首，由朝廷中央各部大臣、及各地方官员组成，行使国家权力，其职能是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定。政府为了达到政治、军事、财政目的，制订制度，提出政策，进行建筑，维修管理，都很难离开经济。尤其一些政策落实的结果，则体现在经济方面。政府的各种职能又是相互关联的，经济作用很难与政治、社会和军事作用分开。这些基础设施无论为了什么目的都是需要建设的，不然，政府就无法达到其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因此，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具体建设与管理，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例如：渡船服务供不应求，私人垄断局面时有发生，多数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官方服务、私人捐助和民间经营的方式。这些地方政府行使公共服务和管理职能，不仅为商人经营活动创造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而且还可以使社会各个阶层人都能得到服务，缩小不同人群收入所存在的差距，以达到社会安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的政府在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尽管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但是许多设施都不是由政府独家提供的。政府对治理河道的投入比较大，“估计康熙年间正常的河工费用支出，每年总有一二百万两。”乾隆三十一年河工岁修银380000两。【36】据汤象龙统计，清代前期的四种河工费用支出每年在320万两左右。【37】（P．187～230）另据百濑弘研究表明，政府对水利投资占财政的十分之一。【38】（P．743～846）应该说，治河经费还不能完全算作是政府为商品流通服务设施的投资，因为治河也在农业方面起到一定作用。而且这个统计也不能完全反映各级政府在这方面的开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支出的经费，是强制基层官员从俸禄中捐出的，并没有统计在内。应该说，政府在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是不够的，因为专制体制下的政府为了达到其统治目的，形成了为自己服务的资源配置，这是专制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从而使政府的某些制度产生缺陷，使社会资源配置产生浪费。例如：各地方渡船制度不统一。应该说，在地方政府财政有困难的情况下，完全实行官渡船免费制，可能难以做到，对乘者合理收费也属正当。然而，广东政府对渡户收取渡饷的做法，从制度上看，就是地方政府介入经营领域，在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同时，也为官员贪污创造了条件。（这里涉及到制度问题，将专题论述。）

　　从民间投入来看，人们的目的各种各样，有的为追求利润，建筑一些设施赢利，如民间出租铺面房，自造渡船，开设旅店经营取利，这种行为主要受市场机制的控制和影响。有的是为了作善事，得好名，或得到特殊好处等潜在利益，因为地方政府会为其树碑立传，留名青史。然而，应该看到的是，那些自愿捐资的人们多少会受到被政府倡导的社会主流思潮的影响，这就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强调的道德基础是“仁”和“义”。“仁者爱人”，即以善之伦理道德，处理人际关系、社会事物。“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私利私欲行为，以达到仁的境界。在当时的中国，儒家、佛教、道教（也有一些佛教僧人、道教人士进行捐助活动），这些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的精神价值观，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使一部分官员、士绅、富商、宗教人士，比较忠于这种伦理观念，甚至达到了信仰的程度，以此为标准进行道德自律，把捐资、捐助看成是完善个人道德，达到“仁”、“义”最高精神境界的一种行为。因此，无论人们为了个人利益，投入资金的动机有多么不同，而他们捐助的结果是建设或修筑了路、河、桥、船、集市、货栈、铺房、旅店、航行标志、救生船等各种基础设施，而这些设施无疑又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服务。所以在这里没有必要过多看重人们的动机，他们捐资、捐助的过程与结果应该比其目的更重要。个人捐资，是个人收入的转移，是个人从自己腰包里拿出一部分收入，进行社会的第三次分配，又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再配置。这种普遍性的官民捐资、捐助情况，应该属于诺思提到的意识形态作用，它“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39】（P．48）可见，意识形态并非仅仅能起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且它还有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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