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两，见今催征。”【23】（顺治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冯圣兆揭帖, A2，B1009）乾隆年间，巴县有租官地置铺房，缴纳地租状纸四张。某人租“官基空地，进深一丈，自置铺房，每年纳地租银陆两叁钱”余，按季缴纳。【24】（P．295～296）

　　民间出租铺面房屋，属于经营性，如乾隆二十八年，巴县城内临江出租铺面房四十一间，租银七百三十七两五钱；通远坊出租铺面房四十四间，租银一千零二十九两九钱；洪崖坊三十间，租银六百八十八两二钱；定远坊二十八间，租银七百九十二两四钱；临江厢二十二间，租银二百五十四两一钱；定远厢九间，租银三百零六两四钱。【24】（P．316～318）也有民间捐助的铺房。“齐齐哈尔官房二十间，墨尔根官房二十间，皆康熙雍正间兵力捐建，商贩僦居称便。”【25】（第1帙，上，西清《黑龙江外纪》）此外，还有亭、廊等作为交易用的建筑。广东顺德县悦来墟，“康熙四十七年，里人陈德送出己地建廊。”【26】（卷5，《建置略二·墟市》）乾隆初吴启贤在琼山县雷虎市，捐地“并建约亭。”【27】（卷5，《建置六·市》）嘉庆七年，南海县九江“填塘建亭，摆卖丝斤。”【28】（卷13，《建置略五·墟市》）。

旅店的开设，主要是民间的经营行为，捐助的情况很少见。政府对京师开设旅店的地点有严格限制，“奴才看得，九门之内地方，甚为綦重，且外紫禁地方，所关更加綦重，因天下各省之人来者甚多，于外紫禁城内外地方开下榻之店房者皆有。开店之人一心图利，不计善恶，只要见钱，即准留居，遂不辨不肖行恶之人，风气甚劣。奴才愚以为，凡人随意栖止，似属无益，且九门外关厢之地开店者甚多。内外相距又不远，若外紫禁城内外店房皆予查禁，闲荡之人、零星商贩皆令于城外店房下榻，则城内风气似可改观，且良恶之人亦不可妄加栖止。”【29】（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初六日赖温奏请查禁店房以端城内之风折，P．1008）

　　在保安设施建设中，地方政府设置巡船、巡役，保护往来行旅的安全。雍正十年，清政府命各省在“江河中流要处，一例设立巡船，官兵往来游巡。……遇有盗案，照海洋行船被劫例议处。”【2】（卷632，《兵部·绿营处分例》）乾隆时期规定，商人可以雇巡役，巡役由州县管束，并添给鸟枪。“巡役工食仍照例听该商给发”。【30】（《户例》乾隆17年）商人“雇募巡役，携带鸟枪”，随行保护。【31】（卷200，乾隆八年九月甲午，P．571）乾隆年间，江西“赣河一带塘汛亦已设有巡船，为卫护商船。”【32】（卷14，《文檄》，《禁乘危抢货檄》乾隆七年八月）湖南在沿河各属设立巡船，“大州县捐备小船四只，中小州县捐备小船二只。各派干捕二名。……水手、捕役饭工之费，令于州县自理词讼充公项内拨给。如有不敷，自行捐给。”【13】（卷8，《兵律·关津》，《近河各州县设立巡船分地拨役巡缉各章程》；卷4，《兵律·关津》，《衡耒交界河路设卡拨役巡查》，《郴属河道设立卡房拨役巡查》）嘉庆四年浙江订立“酌拟兵船乘便护送商船，以免盗劫”的章程，地方政府“出示晓谕，如有商船由乍浦、宁波出口，赴温、台一带销售者，即在各海口会齐，随同定海兵船南至海门收口。再俟黄岩兵船往南巡捕，随带至温州。其有欲赴闽省者，即由温州兵船送至北关山，俟闽省舟师巡哨至彼随同前往。南来者亦候过北兵船相随同行。”【33】（卷7，《臬政》，《浙省办理海口营务缉捕各条章程》；卷8，《臬政》，《缉捕章程》道光元年）道光四年，“孙玉庭等奏，酌设卡巡一折。江苏淮徐等属由桃源至邳宿一带，通京湖路，多系旷野荒郊，自应择要设卡巡防，以安行旅。”上谕“著照该督所请，（委员派兵巡防）……所有弁兵薪水等项之用，均准于骆马湖充公租息款内照数动给。”【3】（卷65，道光四年二月辛酉，P．33）。巡船大部分由地方政府强制各基层官员捐俸设置，应该看成是政府行为。巡役的雇用和保镖，主要由民间的经营。官民自愿捐助的情况很少。

　　航行标志由官员、民间捐资建设的较多，在一些河段，还有少量滩师、梢公营业。救生桩、救生船，多由政府出资建立，民间捐建的也有，唯独没有政府或民间建造救生船取利的情况。乾隆四十年，在长江三峡江岸，忠州刺吏甘隆滨，沉铁治滩，并在折桅滩南岸的崖璧上，凿刻了“对我来”三个大字，导引舟船过滩。【34】（卷之1，《地舆志·山川》）乾隆五十六年，清政府谕令“各省州县刊刻新旧险滩名目，在两岸插立标记，俾免冒险行走，以昭慎重。”【35】（卷1，《地舆志·险隘》；卷8，《政典志·救济》）早在康熙年间，长江三峡所在的归州就设立了救生船，“康熙丙辰年分巡道李会生、知州邱天英设立……每处觅水手六名。每遇覆溺全活甚多。后又添……，水手工价照给。”【35】（卷8，《政典志·救济》）江西也设了救生船，“星子县康熙二十二年捐置田租，”供给水手、舵工工食，不敷“公项动支”。“雍正六年间议详，所有救生船水手、船头等工食，并添置家伙，与遇修造船只、奖赏闰银，……与南康府同知巡湖哨船水手工食，并各船所需铜锣、鸟枪、火药等项，请于解司地租银内拨给。……按年将支过银数造册报销。”乾隆时在“江湖最险之处添设救生船一十三只，其旧有船只，一并改造，于司库公项内动置。”【12】（卷1，《救生船条规》后《附载工食奖赏修造等银两运用支销款项》）雍正十三年，政府谕令四川省在奉节等县，“各设救生船”。【2】（卷939，《工部·船政》）同年湖南湘阴、巴陵、华容三县公款设立救生船，对所募舵工、水手，“动支三分公项银两，按季给发工食。”如果他们救出落水人，地方官就进行“捐赏”，如果不实力抢救就被处罚。【13】（卷2，《兵律·关津》，《设立救生船只》）乾隆元年政府又令四川设立救生船，“以防商民意外之虞。其所需经费准于正项内报销。务令该地方官实力奉行，毋得草率塞责。”【31】（卷30，乾隆元年十一月丙申，P．617）四年谕令南方各省设立救生船，“南方号称水乡，长江大湖，洪涛巨浸，每遇风浪骤发，人力难施，向有设立救生船之处，每年颇多救济。但恐经费不足，则为数无多，而稽查未周，则为善不力。”并“永远遵行”。【31】（卷90，乾隆四年四月乙酉，P．391）北方山西河津县禹门渡、陕西韩城紫阳两县、甘肃的一些县也都设立了救生船。【2】（卷939，《工部·船政》）

　　总之，清代前期的商品流通基础设施是政府与民间共同投资建设的。以下的实例说明了这一点。四川忠州神溪渡，在州城西南岸，为州与外部联系的大道。“神溪渡乃一郡之通津也。向有渡船，悉民间私置，各占日期，既需索行人于当下，复指派升斗于秋成。且或去或来，任其自便，渡者苦于守候，非一日矣。”“渡船皆系附近居民造设，以博蝇头，重载多装，不能早晚时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响应刺史的号召，捐资建立义渡。“南北两岸各泊船一只，每船用夫一名，常川守候。当令其丰衣足食，得专司其事。”渡船与渡夫的经费来源，用共同捐资的二百千钱买田，每年租谷九石来支付；另一方面州政府“又拨花林驿官基一所，每年有课银四两二钱。查废寺田地两分，每年租谷七石，共收租谷十六石，课银四两二钱，以此分给两岸渡夫。”义渡建立之后，州政府认识到，“尚如概禁民间小船，则义渡居奇，亦必肆行勒索。是未收其利而转受其害。”于是规定管理章程：“令义渡停泊两岸，往来渡者不得过八人，载一牛马，即减去二人，不许分文需索，亦不许拥挤迟延。或此船装载不了，暂候彼船再渡，以防不虞之虑。”对民间经营性小渡船，并不禁止，但规定：“止许每人索钱一文，每船载人二、三。如小船多索，许义渡扭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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