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前面讲的有奖有惩。对好的企业和个人，他在借钱方面应有所方便。对信用不好的企业和个人，银行可以拒绝为他提供服务，也不允许他申请信用卡。在国内，建立一个全国的信用体系，让跟信用有关的，尤其是像金融机构，可以从这个集中的体系里面了解每个企业、每个个人的信用状况，来决定贷不贷款给对方。而且可以将不良纪录回馈给中央信用体系，让这个人将来在贷款上有很多不方便。对那些信用比较好的，当然可以以很多方式进行奖励，比如说提高信用额度，贷款时利息率低一点等等。一方面我们强调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变成另一种人事档案资料。一个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应该有一定的规范。在国外，每人都拥有自己的社会保障体系号码，根据这个号码，每个人都有权查询自己的信用纪录，如果发现有不实纪录，对提供不实纪录的单位或个人，有权要求赔款。我们也将如此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纪录，依法使用，对提供假信息、不实信息的单位或个人必须绳之于法。

　　目前中国的征信行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统一的政府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因此应尽快设立相应管理机构，通过市场化竞争的方式提供信用信息服务。此外，应加速制定《社会信用信息法》，为商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在开展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的搜集、保存、评级、服务等业务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要建立从法律到规则、到道德标准等一整套严格的约束机制，让干坏事的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守规矩的人得到好处改变目前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缺乏法律基础的状况。同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加大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和公民个人的隐私权。总之，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必须要建立从法律到规则、到道德标准等一整套严格的约束机制，让干坏事的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守规矩的人得到好处。还有一点极其重要，即规范政府行为，严格履行其对社会的承诺，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执法部门要公正、廉明，保证执法的公正、公平、公开，以提高政府公信力，成为社会诚信的表率。如能够如此，社会信用风气就会蔚然成风。
　五、信用体系与金融改革

　　金融体系时时处处都与信用相联系，二者是息息相关的。如前所述，如果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交易的价差越大，越易出现信用问题。金融体系的特性是金融中介机构通过信用将资金提供者和资金需求者联结在一起。金融机构的介入以及信用的作用，使金融行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了分离，这种分离带来了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此外，无论是银行体系还是股票市场，都是货币与一纸承诺的交易，交易双方之间常常存在巨大的价差，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有人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或发现时空的不对称来进行有利于个人的非法活动。一个好的信用体系可以对不守信用的人给予惩罚，对讲信用的人提供方便，从而有效遏制了信用问题的发生，有助于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

　　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中相当重要。现代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三个：一是通过要素积累，增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三大投入要素中的一项或多项；二是经济结构转移，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三是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是最关键的。但技术进步存在不同模式的选择问题，一是通过发明创造，发达国家的企业像斯科公司一年用在发明创造上的研究发展费用的就达40亿美元，IBM 一年在开发研究上也花了50多亿美元。另一种模式是技术引进，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以较低的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新的技术大多以一定的机器和设备为载体。引进技术就要引进机器设备，如此一次性投入就相当大。不管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只有比较好的金融体系，集中社会上分散的资金，给需要资金的企业和个人，技术创新才能实现。可见，无论是发明创造还是技术引进，都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

　　我国的金融体系正处于转轨和发展的阶段，一方面我们对未来有信心，另一方面存在的众多问题难免令人担忧。

　　首先，四大国有银行的巨额呆帐、坏帐一直居高难下，目前仍达20%.98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最主要的触发原因是银行呆坏帐比率太高，可是当时泰国的银行呆坏帐率只有是13%.当时我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货币不可兑换，资本账户没有开放，所以外国投机家不能来中国，并不说明我国的金融体系特别好。加入WTO 之后，金融体系的开放已经提上日程，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可能成为将来经济发展的一个致命伤。

　　其次，问题更严重的是股票市场。在国外，企业要上市须经很多中介机构，如很多著名会计师审查帐目是否准确，投资银行的包销及向社会的推介等一系列程序。换句话说是对企业方方面面的信息加以审核、里里外外检查没问题才能上市。而国内则是“包装”上市，通常只有不好的东西才“包装”，所以劣质上市公司充斥股市，而这些公司上市的目的仅仅是“圈钱”，基本不分红。如此一来，股票持有者基本上是以短期炒做的投机者为主，他们依靠股票价格的涨跌来赚钱，造成了中国股市的换手率非常高。据统计1994－2001的8年间，我国沪深股市的平均换手率为504.7％，相当于一年换手5次，比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换手率高数倍（林毅夫2003a ）。而且，在这几年挤压泡沫的情况下，目前的本利比，即市盈率还高达40倍，同类型的企业在发达国家市盈率顶多20倍。投机盛行的中国股市，带来了市场的波动，再次加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90年代初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股市投机盛行的原因在于没有像基金那样的机构投资者来引领中小投资者的理性投资理念。有鉴于此，98年就开始引进机构、基金。但是，引进后问题更严重。因为散户仅能投机，机构进来后，就开始坐庄、炒作，操纵股票价格。投机是市场的润滑剂，应该是允许的，但是，如果机构投资者通过坐庄操纵股票价格的涨跌从而获利是对市场规则的极大破坏。出现如此众多严重问题的根源还是由上市公司的质量差造成的。我国的企业要想上市首先必须获得上市的资格，这种资格的获得一直以来都由政府审批的。同国有银行一样，我国的股市最初的定位为国有企业融资，因此获得上市资格的只能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因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在转轨过程中日益难以为继，造成了现实中大量的劣质上市公司，而正是这些不分红的上市公司诱发了股市中的投机盛行。

　　国有银行巨额的呆坏帐和股票市场中劣质上市公司的充斥、投机盛行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当前我国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极其低下可是，单单解决这些问题，并不能代表我们的金融体系是有效的。判断一个社会的金融体系是否有效，应该从金融的基本功能是什么来看这个问题。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都具备这样两个功能。一个是动员性功能，把分散在社会各界的资金集中起来，然后配置资金，把这些资金配置到能给这些资金较高回报率的企业或个人。这两个功能中，配置功能是更根本的。因为资金配置好的话，同样资金创造的价值就更多，资金回报率就更高，在可以积累的资金中愿意积累的资金就更多，动员功能就自然解决了。进一步地，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是一个结构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当然有股市、有大银行，但除此之外也应有不少中小银行。在外国，即使市场发达如美国有汇丰、花旗等大银行，但更多的是中小银行。对中国来讲，由于过去是计划经济，由财政代替金融，根本没有真正的银行，当时惟一的人民银行只是财政部门的一个出纳员。后来发展了四大国有银行，建立股票市场，但是中小银行始终没有得到发展。然而，中小银行对一国的经济发展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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