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欺骗可以获利而不必担心将来会受到惩罚，因此存在着欺骗的激励。

　　比如路上有人兜售东西，这个兜售东西的人我们也许将永远不会见面，这样，受骗的可能性就较大。但是当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不是一次性博弈，而是多次博弈的话，当事人就会理性地考虑未来受益和当期受益之间的替代，从而担心当期的欺骗带来对未来的损害而采取合作的态度，讲信用是最优的选择。第二是交易品的特性。如果这个交易品的特性简单，比如买一根针，一看就一清二楚；如果要买一部汽车，这个东西本身很复杂，特性和功能并不是一目了然，也许前一段时间用起来是很好的，可是几个月、半年以后问题就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最难断定的是它出问题是由于使用不当还是汽车本身有质量问题，这就与商品的复杂程度有关。第三是交易品的价值。如果交易品的价值很低，骗了以后获利不大，而如果交易品的价格很高，欺骗的获利很多。通常情况下，交易品中价格最高的是钱。银行贷款时，给的是现金，拿到的只是一纸到期还款付息的承诺，价值的差别特别大。也正是因为价值差别大，就特别容易出现有些人铤而走险，金融诈骗案亦随之而来。第四是违约被发现后的惩罚。惩罚越高，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进行投机倒把、铤而走险的预期获利越少。惩罚的高低通常是由规章、法律等正式制度来规范的。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教授的研究指出，要制止小偷小摸包括诚信的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派更多的警察来抓，另一种就是加大惩罚的力度，使他们不敢轻易涉险，而惩罚的轻重就决定于法律。这是就决定一个社会中信用问题多寡和严重程度的第四因素。然而有很多问题单靠法律是不行的，除了这些正式制度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还决定于所谓的乡约民意、社会舆论等非正式制度对不讲诚信、不讲信用的人以多大的制裁。所以各个社会里面都会强调一些所谓的伦理、道德、价值等等。

　　因为即使有很多警察和律师，犯罪率还是很高，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能够建立比较好的社会道德标准，如果社会风尚、道德标准能够内化在每个人的价值观里面，那么做了犯法行为的人将在他的内心深处受到惩罚。当然，价值观的形成是通过宗教信仰、通过意识形态的。在他做错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头上三尺有神明，他内心就会受到惩罚。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的信用风气才会好起来。

　　二、信用的历史

　　信用问题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它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可以说自人类产生以后就有了。从历史上来考察，中华民族是个诚信重诺的民族。中国人民世代奉行的“一言重九鼎，泰山反为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重要格言，都是这一深厚文化的积淀。儒家学说倡导“仁、义、理、智、信”，其中对于信有很多的阐述，例如“民无信不立”、“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必信，行必果”等等。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是仁，仁的含义当中就包涵有“信”，而“信”只有和“仁、义、理、智”有机的结合起来，方能真实地存在。在古代常讲“无商不奸”，意思是只要有商人，这个商人就必须奸诈，让人难以信任。但这个问题在古代并不是很严重。如果说古代我们无法考证，那么对于今天的贵州、青海、西藏等经济落后的地区，我们总会觉得当地的人比较淳朴，比较讲信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前文曾经阐述了决定信用问题多寡和严重程度的五个因素，我们应该从这五个方面分析这一现象。当我们理解了那五个因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人和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人总的来讲比现代人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人更讲信用。首先，古代和经济落后的地区交易运输成本很高，而且生产的产品以农产品等低价值产品为主，在农业社会里面这些农产品绝大部分是用于自身消费的，所以需要交易的东西很少，而且交易的范围很小。因此，在古代或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经济是比较接近于自然经济的状况。另一方面，由于交易基本上是重复性交易，而且交易的物品价格比较便宜，特性比较简单，即使特性复杂一点，由于耐久性差，也无需考虑当期受益和未来受益之间的权衡。如果一个人一次不守信用，下次就没人与他交换了，这种惩罚有效地制约了信用问题的产生。因此，交换双方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比较良好的所谓的相约为信。可见，形成比较淳朴的社会诚信之风气是有它的社会、经济基础的。

　　为什么说“于今为烈”，现在的信用问题较古代更为严重了呢？分析这个问题应该从正反两方面来看。首先，现代社会随着人口的增加、收入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深化，商品交易无論从量上还是范围都得到了扩大。技术的进步则通过交易、运输成本的大大降低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扩大的趋势，尤其是有了互联网之后，即使是与全世界的实时交易也成为可能。在这种状况下，交易风险要远比古代的自然经济中大得多。交易风险的扩大会带来更多交易信息方面的问题，即会提高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如前面所讲，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高，信用问题会越严重。与此同时，现代经济中，商品的价值和特性趋于差异化、多元化和复杂化，这种趋势一来会提高交易过程中欺骗的收益，二来降低了欺骗被发现的可能性，因此也进一步加剧了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信用问题。这是从自然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所必须遭遇的一个问题。

　　信用问题的增多阻碍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也诱致出很多解决信用问题的不同方案。在发达国家，它们之所以发展快，是因为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解决相关的信用问题。这些制度安排通常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自发形成的一套制度。

　　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投资者在够买股票的时候会对所投资的公司给予广泛的关注。尽管投资者在购买股票后成为公司的股东，有参与公司经营和决策的权力，但由于他们往往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时间去了解公司的运营，通常并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此时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制约的话，公司的经理层就有很多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之下，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产生了第三方的会计师，投资者要求独立的会计师披露公司的相关信息。但是会计师也有被收买的可能，不再被完全信任，所以又有了审计师，再来还有信用评级的机构，也有一些保险机构。但仍可能会有信息不对称，这就可能会让一些人出现犯罪行为。可见，针对市场中出现的不同问题，诱发出相应的制约机制，从而形成一系列的制度，比较好地遏制了信用问题的泛滥，稳固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当然，在形成信用制度的过程中政府也会扮演了相应的角色，一方面促成了相关信用法律的出台，保证了法律的执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监督者，保证了信用信息的共享性和完整性。

　三、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信用问题的严重性

　　信用问题已经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这是目前的共识。2002年十月份，商务部、中国外经贸企业协会信用评估部组织专家对全国上万家企业进行了信用调研，结果让人触目惊心：中国企业因信用问题导致损失5855亿元，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至少减少二个百分点。具体来讲，中国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约55亿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另外还有逃骗税损失以及发现的腐败损失等。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严重信用问题是经济转轨的伴生现象。一方面，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商品的价值越来越高，因为流动性强，一次性交易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当前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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