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支的货币分析法及其在外部均衡调节上的思想，与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国内货币的紧缩以改善外部均衡。但是国内货币的紧缩对国内经济有紧缩作用，因而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与价格铸币流动机制都是以牺牲内部均衡为代价从而换取外部均衡的改善。这在古典主义的世界里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在工资价格充分弹性及货币数量论的经济学假设下，内部均衡将自动达到，政府根本就没有维持内部均衡的必要。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这种以牺牲内部均衡为代价的外部均衡调节思想很难实行。这是因为1930年代诞生的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一个民选的政府也必须维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政府在内外均衡的问题上有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而这种尴尬的境地是以前的国际金融理论所无法解决的，无论是吸收分析法，还是货币分析法。为解决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基础性的工作由荷兰的经济学家首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出丁伯根给出，其理论精髓被总结在“丁伯根法则”中。在此基础上，米德给出了丁伯根法则一个实际中的一个特例，从而将丁伯根法则运用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冲突的实际中。

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日益发展，蒙代尔在它的模型中给国际资本流动在内外部均衡调节中以重要地位。在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的基础上，蒙代尔将其扩展到包括国际收支平衡的开放经济条件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它既是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也为解决内外均衡冲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蒙代尔认为，根据丁伯根法则要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这两个政策目标，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个政策工具，但是必须以货币政策来调节外部均衡，而一财政政策来调节内部均衡，因为货币政策在调节内部均衡时将会恶化外部均衡，而财政政策调节外部均衡的效果是不确定的。

虽然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代表了内外均衡调节的最高理论成就，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蒙代尔关于内外均衡调节政策组合存在两个重要缺陷：首先，它遗漏了关于国际资本市场中存量均衡的讨论，因为在模型中，蒙代尔认为国际资本流动是利率差别的唯一函数，因而只要存在利差，资本就会一贯的流动从而弥补任何水平的经常项目不平衡，而在现实中各国间的利率差别普遍存在。第二个问题是，在外部均衡的标准上蒙代尔非常强调资本账户，而国际资本流动是利率差别的唯一函数，因此如果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只有通过提高国内利率以吸引资本流入，但是这既是一个挤出私人投资，又是依靠对外债台高筑的取得外部均衡的政策。因此无论是货币主义的以储备衡量的外部均衡标准—国际收支平衡，还是蒙代尔强调的资本账户的外均衡标准都存在缺陷。

（三）牙买加体系时期的汇率均衡标准

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处于鼎盛时期时，特里芬就指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美元作为清偿力和对美元信心的“特里芬悖论”。而早在特里芬之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弗里德曼在《可变汇率论》中就主张通货汇率的自由浮动来调节国际收支，从而使得作为外部均衡标准的国际收支平衡自动实现，这样一国政府就可以致力于内部均衡，因而政府在内外均衡调节的尴尬境地将不复存在。而一些主张实行固定汇率制的经济学家如纳克斯论证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隔时期浮动汇率实践所带来的灾难。由此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劣的论战开始。

1971年5月，在一连串的投机攻击之后，美国割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并在1971年12月使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由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特里芬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从1973年开始，战后的浮动汇率制时代到来，这意味着在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的论战中浮动汇率暂时占上风。然而19世纪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实践表明，汇率的完全自由浮动，也并不意味着一国就不存在外部均衡问题，汇率的剧烈波动使得国际经济往来的不确定性增加，这增加了国际经济交易的成本，因此确定一个合理的均衡汇率水平成为浮动汇率制下外部均衡的应有之义。这一时期有关汇率决定的理论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浮动汇率时期发展的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理论的基础上得到更进一步的充足发展。多恩布什的超条模型建立在价格粘性的假设前提下，这克服了弹性价格货币模型假定价格完全弹性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假定价格完全刚性的缺陷，从而开创了汇率动态学之先河。而汇率的资产组合分析法则将流量因素与存量因素结合起来并注意到不同资产间的不完全替代性。

19世纪80、90年代以来，有关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劣的争论逐渐被统一到一个新的理论中，即最优货币区理论。该理论表明，如果两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多个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如贸易量和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流动自由流动程度）相当紧密，则他们之间采用固定汇率甚至使用共同货币优于实行浮动汇率，反之，浮动汇率优于固定汇率。欧元的诞生使得最优货币区理论由理论变为实践；而美元、欧元以及日元三大货币汇率的自由浮动则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反方向的证明。但是，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及1973年以来的浮动汇率实践经验表明：当各国只顾本国利益而“各自为政”时，任何汇率体系都无法良好的运行，包括欧洲货币同盟，而全球的平衡和稳定政策是任何国际货币体系成功运作的前提，因而国际间的政策协调应该成为各国直接追求的最终目标。1985年广场宣言公布以来，各国都努力在政策上采取协调合作的姿态，因而有的经济学家将1985年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联合干预时期”，以区别于1973年以来的“牙买加体系”。

（四）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经常账户跨时均衡标准

然而1973年以来的浮动汇率经验只对货币主义所力主的浮动汇率制提供了部分证实。首先在有限的资本流动性条件下，依靠浮动汇率使国际储备流动而自动达到平衡，基本上等于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自动平衡。 然而，有了储备以外的有效方法解决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不平衡，理论上没有必要在短期内用浮动汇率来平衡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用不降低中央银行国外资产的国内向国外借贷的方法，完全能够填补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差额，这就是融资还是调整（Financing or Adjusting）的问题，因为对于短期的经常项目不平衡融资是较好的政策，而调整则是痛苦的（在资源由不可贸易部门向可贸易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交易费用）。其次，经验表明，浮动汇率本身不能阻止既大而又持久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不平衡的出现。同时，由于国际资本流动问题日益突出，资本在国际间的自发流动中出现了导致汇率剧烈变动而引发出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等严重问题。因而，1980年代以来，外部均衡的含义又有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一国仍有必要对经常账户乃至整个国际收支的结构进行控制；另一方面，理论研究的深入使人们认识到简单要求经常账户平衡是不必要的。一国应该利用经常账户可以调节储蓄与投资差额的性质，根据经济的不同特点，不同发展阶段来确定相应的经常账户目标。经常项目的跨时均衡是这一时期的外部均衡标准，它表明对于短期的经常项目不平衡，可以通过融资的方式调节，而对于长期的经常项目不平衡则需要通过调整来解决。经常账户的跨时分析法类似于以凯恩斯主义国民收入等式为出发点的吸收分析法，但在分析时引入了时际预算约束。奥伯斯特菲尔德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经常账户跨时分析模型表明，短期内经常项目逆差并不是坏事，与封闭的经济相比，一个处于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的经济运行甚至更好，因为跨时贸易使得消费在不同时期“平滑”成为可能，这会使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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