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因素所引起的偏误，并力图消除由联立性偏误所引致潜在的参数的非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分析技术对47个国家1980~1995年间的年度数据所进行的计量分析表明，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
2、中观层面的计量验证。宏观层面上的研究虽然使用了不同的计量分析工具，但分析的数据集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总量数据。因此，Mankiw（1995）指出，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总量数据进行的计量分析存在一些缺陷，而以中观层面即产业层次的数据为分析对象所进行的经济计量分析则将这一方面的研究向前推进了步。
Rajan 和 Zingales（1998）通过考察一国金融发展水平及产业增长水平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研究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他们认为，金融发展降低了企业实施外源融资的成本，新企业的建立在意味着产业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创新得到了促进，经济因此而得以增长，而金融发展水平是决定产业的规模构成及产业集中度的因素之一。Neusser 和Kugler（1998）设定了一个包含所有金融中介体活动的金融深化指标，运用多元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经合组织中13个国家的制造业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中对这些国家近30年间的经过平稳性检验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金融部门的发展不仅与制造业产出相关，而且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这四个国家，这种相关关系表现为一种因果关系，即金融发展是制造业发展的原因。
Wurgler（2000）对65个国家的制造业在1963~1995年间的总投资及产业增加值的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由于假定最优的投资会使得成长性产业的投资迅速增长而对衰退产业的投资会下降，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了资本配置的效率。Fisman 和Love（2003）重新检验了金融市场对整个社会的资源在部门间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他们指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各产业之间有着越高的相互关联的增长率。
3、微观层面的计量检验。中观层面的研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仅用回归分析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其分析结果可能有较大的偏差。而利用微观层面即企业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则可避免上述问题，从而深化人们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认识。
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以企业财务预算模型为基础，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对30个国家1984~1991年间的企业特定类型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他们认为，法律体系越是完善的国家，实施长期股权融资和长期债权融资的企业就越多。一个活跃的股票市场和一个大的银行部门都与外源融资依赖性较强的产业的成长相关。之后，他们进行了国别比较，他们指出，在工业化国家，企业的长期负债比率较发展中国家企业的长期负债比率要高。同时，大公司较小公司有更高的资产负债率。
为了考察金融发展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Beck 等人（2000）通过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BES）所形成的4000家企业（其中80%是中小企业）在1995~1999年间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由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及消除贫困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司法效率、降低腐败程度会使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改善，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并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六、金融发展理论的总体评价
本质上，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领域与其他一切经济领域一样，可以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均衡。它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相对于传统的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学说，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有了一些创新。
（一）对金融深化理论的评价。金融深化理论侧重研究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市场不发达、货币化程度不高，国家对金融干预过重条件下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以金融深化为核心内容的改革实践中，金融深化理论提出的几点建议，如放松利率管制、减少金融机构审批限制、促进金融同业竞争等大多被采纳，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运行机制尚不完善，不论从实证上还是从理论上分析，金融深化理论还存在着一些缺陷。第一，金融深化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归因于金融发展，该理论的提出的政策主张过分依赖于建立有效的信贷市场，却忽视了对经济发展的根本影响因素即科技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第二，金融深化理论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推进金融深化的制度因素。Mckinnon和 Shaw的金融深化理论在实质上是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一种延伸，其基本假设是市场存在着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从而各个经济主体都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可是，客观实际的市场并不存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因而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发展中国家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必须发挥政府的独特作用，通过金融制度创新与变迁培植市场力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排斥政府而依赖自由放任的市场力量，而在于改革政府介入金融的方式和职能。第三，金融深化理论对金融深化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若以自由放任的手段来推进金融深化，就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尚不能排除政府的作用。第四，金融深化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过多地归于金融制度的落后，对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经济体制僵化无效等因素较少考虑，认为只要解除金融管制，依靠市场机制的刺激就会启动自行运转的增长机制。实践证明，这看法太过片面，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是惨痛的。
（二）对金融约束理论的评价。金融约束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强调政府干预金融的作用，认为适当的金融压制是必要的。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自由化并不一定是实现金融深化的最优选择。但是，金融约束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金融约束理论提出的低利率和信贷配给政策优势很难实现，并且还会产生负作用。Stiglitz认为贷款利率若高于10%就会引起逆向选择和银行行为变异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的运行成本至少是OECD国家的两倍（Fry，1995），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贷款利率高于10%是不可避免的。而带有行政性的指导性信贷计划不可能杜绝人为因素，这些大大增加了金融风险。其次，金融约束的限度难以把握和保证，容易形成政府的过度干预。Hellman承认，官僚阶层为了既得利益，很可能在金融约束已经变得没有必要时仍将保持下去。第三，金融约束理论过于强调银行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作用。金融约束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作用估计过低，也没有提出解决非银行渠道融资效率低下的办法。由于金融约束理论存在的问题，Hellman等人强调，金融约束只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工具，约束的最优水平将随着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而下降，最终也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自由化方向过渡。
我们应在认识传统的金融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适应于金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趋势的金融理论，突破原有金融发展理论的局限性，探讨和构建以经济、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的现代金融发展理论。
 
参考文献
[1]      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2]      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3]      赫尔曼，穆多克，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4]      Boot, A. and Thakor, A., 1997, Financial System Architecture,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 10, No. 3, pp. 693-733.
[5]      Dutta and Kapur, 1998, 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65 No.3 ,pp. 551~572.
[6]      Fry, M. J., 1978, Mone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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