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和福利。这些租金机会是因存款利率控制造成的存贷利差而形成的，银行通过扩张其存款基数和对贷款资产组合实施的监控获得了这些租金，由此促进金融深化。
（四）金融约束的效应。Hellman等人认为，资本要求虽然也是一个防止银行发生道德风险的工具，但在发展中国家，存款利率控制比对银行资本控制更为有效。在金融约束环境下，银行只要吸收到新增存款，就可获得租金，这就促使银行寻求新的存款来源。如果这时政府再对市场准入进行限制，就更能促使银行为吸收更多的存款而增加投资，从而增加资金的供给。建立合理数量的储蓄机构，可以吸收更多的存款，金融机构吸引更多的储户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金融约束可以促进金融深化。
金融约束论是Hellman， Murdock和Stiglitz等对东南亚经验观察后的理论思考。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他们又重新研究了他们的金融约束论（1999），并认为这一危机从反面证明了他们的理论。事实上，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五、金融发展理论的计量验证
金融发展理论的具体结论是否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其政策主张能否付诸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政策实践，需要不断的研究探讨。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就是利用发展中家的实证资料，对这些理论模型做出计量验证。但早期的经验研究结论只能确认两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却无法确认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Levine,1997）。后续的经验研究应用新近发展起来的计量分析技术对更为全面的数据集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原因之一。
（一）20世纪80年代的计量验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种有关金融发展理论的计量验证大量涌现。这些计量验证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内容较多，几乎对Mckinnon和 Shaw所提出的每一论点都作了计量验证。根据Kitchen(1986)的总结，自1973年至1984年，经济学家们对金融压抑论所作的主要的计量验证有17项。在这些计量验证中，除少数几项未能得出肯定的结果之外，绝大多数验证的结果都肯定地支持金融压制论的有关结论。
1、Lanyi和Saracoglu的计量验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83年发表论文《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政策》，在该论文的附录3中，Lanyi和Saracoglu对21个发展中国家在1971年至1980年间实际利率与金融资产增长率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作了计量验证。根据他们算得的数据表明，实际利率为正值的国家，其平均的金融资产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较高；实际利率为负值的国家，则其平均的金融资产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较低，甚至为一负值。这反映，实际利率与实际金融资产的增长率及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种正相关关系与Mckinnon和 Shaw等人提出的金融发展理论的有关结论是一致的。但这三个变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还只是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这个三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则是需要证明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而在各种计量验证中，因果关系是一个较难证明的问题。
2、Fry的计量验证。Fry有关金融发展理论的核心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问题。他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问题，而且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资料对其理论进行了计量验证。Fry（1978）在< Money and Capital or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文中，对Mckinnon和 Shaw的基本结论及他们关于传导机制问题的理论分歧作了计量验证。该验证的结果表明，Shaw的债务媒介论是成立的，而Mckinnon的互补性假说则不能成立。1980年，Fry又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压制的代价作了数量分析。在这一分析中，Fry以实际存款利率被限制在其市场均衡水平之下作为金融压制的标志，对所选择的61个发展中国家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资料进行计量分析。通过计量验证，Fry得出结论，金融压制的代价是实际存款利率每低于其市场均衡利率1%，经济增长率将损失大约0.5%。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计量验证。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国外兴起的经验研究，验证了金融发展确实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而且明确区分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理，以及决定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制度因素。
1、宏观层面的计量验证。20世纪90年代初，King和Levine放弃了既有金融发展理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转而寻求建立一种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一般金融发展理论。他们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入手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尽管许多金融学家都已表示金融功能对全要素生产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一直未能找到计量金融功能的指标，King和Levine就在金融功能计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King和Levine（1993）在Goldsmith（1969）的基础上设计了四个用于测度金融中介体的服务质量指标（Depth指标，Bank指标，Private指标，Privy指标）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然后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80个国家1960~1989年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他们发现，金融中介的规模和功能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中的资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为了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King和Levine设计了一个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初始水平（1960年）与经济增长（1960~1989年）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初始水平的差异很好地预测了以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差异，即便是控制了收入、教育、政治稳定、贸易和财政货币政策等变量后也是如此。所以，King和Levine认为金融发展是原因，经济增长是结果，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对后来经济学家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King和Levine研究金融中介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之后，Levine和Zervos（1998）研究了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用最小二乘法对47个国家1976~1993年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股票市场流动性和银行的发展不仅与同期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及生产率提高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资本积累以及生产率提高的很好的预测指标，这与Bencivenga等人（1995）的理论分析结果相一致。为了确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相关性，Rousseau和Wacthte（1998）应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和瑞典五国1870~1929年间的数据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他们认为在金融强度指标和资本产出水平之间长期存在着重要的数量关系，而且Granger检验表明，金融中介体对实际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Tadesse(2000)对36个国家(1980~1995年)数据的分析表明，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和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金融部门不发达时，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而在金融部门发达时，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则要大于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这一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显著而在另一些国家却很模糊的这一计量分析结果。
在以上研究中，不管是对跨国横截面数据还是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因遗漏了一些变量而产生的偏误，以及应用联立方程组去描述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可能存在的联立性偏误。Rousseau和Wacthte (2004)采用了一个差分面板估计量去消除由尚未观察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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