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特许权价值，进而银行的脆弱性加大。Sprague（1986）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银行经营失败，都是由于对于利率的预测发生了错误。
2、混业经营与金融脆弱性。金融自由化的另一个主要措施是放松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限制，使得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日益融合的情况下，为竞争证券发行的承销权，双方通过各自的信贷、投资等部门向产业资本渗透，资本的高度集中会形成某些垄断因素，人为因素增加，金融业的波动性加大，同时也极易造成泡沫化。在资本市场欠发达国家，银行资金雄厚，但过度介入证券市场，将加剧证券市场的波动，促成“泡沫”形成。
银行间并购也是银行业扩大业务范围的一种方式。一般认为，银行并购可以扩大规模，占领市场，降低成本，实现规模效益，互补优势，实现协同效益。但银行并购也存在着风险，一旦投资失败，即使是资本实力雄厚的大银行也难逃厄运。银行规模过大，也会失去一定的灵活性，其脆弱性也不断增加。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市场的国界正在逐渐消除，但任何一家银行都无法垄断全球金融，因此当今全球银行并购潮将会增加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3、金融创新和金融脆弱性。近几十年来，金融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金融业的面貌。但随着新市场和新技术的不断开发，许多传统风险和新增加的风险往往被各种现象所掩盖，给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Carter(1989)指出，金融创新实际上是掩盖了日益增长的金融脆弱，是一种金融上的围堵政策，最终激励了基于难以实现的未来收入流和资产价格预期之上的投机性融资。因此，金融创新在整体上有增加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倾向。对此，Minsky（1986）认为，不需分析金融资料本身，仅仅从金融层次的增多以及新金融工具的不断发明，就足以证明金融体系脆弱性在增加。Greenspan（1996）指出，金融衍生品具有极大的渗透性，其风险更具有系统性。同时，由于金融衍生品本质上就是跨国界的，系统性风险将更多地呈现出全球化特征。由此可见，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打破了银行业与金融市场之间、衍生产品同原生产品之间以及各国金融体系之间的传统界限，从而将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风险传播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使得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断增加。由于金融创新大大丰富了银行资产的可选择性，商业银行不再轻易向中央银行借款，因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在下降。
4、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脆弱性。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资本项目开放加速，资本自由流动逐渐成为一种观念，许多人认为资本在所有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与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一样，可以互利互惠。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上又开始重新重视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和脆弱性。Kaminsky和Reinhart（1996）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伴随着对资本管制的解除，当本国银行从国际资金市场上借入外币资金，并将它贷给本国借款者，就承担了外汇风险。Stanley（1998）指出对资本流动可能产生的危机估计不足的现实表明，资本流动可能会不断的引发金融危机。
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更新、金融资产的迅速膨胀，国际资本私人化以及大量的资金在境外流通，国际资本日益显示出游资的特征并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现代通讯和电子技术条件下，资金的转移非常迅速，它能随时对任何瞬间出现的暴利空间或机会发出快速攻击，造成金融市场的巨大动荡。游资常用的投机做法是运用杠杆原理，以较少的保证金买卖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于其保证金金额的金融商品，很容易在较短时间内吹起经济泡沫，引发市场的大幅波动。Kindleberger（1937）在中强调，短期资本的流入国通过增加它在国外的短期净资产或减少它在国外的短期净负债，经济将膨胀；反之，短期资本的流出国通过增加它在国外的短期净负债或减少它在国外的短期净资产，经济将收缩。因此，游资还会妨碍一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增加其宏观调控的难度。游资引发的主要后果是经济泡沫化、汇率无规则波动、货币政策失灵以及传播扩散效应，，也是整个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增加的根源之一。 四、金融脆弱性的衡量 
凡是影响金融脆弱性的因素都会通过一些经济金融变量反映出来，因为金融脆弱性可以根据一系列的经济金融指标来度量。关于指标的选取各国有所不同，但大同小异。IMF和世界银行1999年5月联合启动了一个“金融部门评估计划”（FSAP）主要用来判别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其中包括宏观审慎指标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利率等；综合微观审慎指标如资本充足性、盈利性指标、资产质量指标等。这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宏观金融稳定性评估方法。美国的宏观金融稳定监测指标体系分为两大类：一是宏观经济指标；二是综合微观金融指标。 
金融机构的脆弱性，最基本的衡量指标是清偿力，即银行资产与负债之差。由于银行普遍具有“硬负债、软资产”的特点，因而衡量银行的清偿力就变成了对其资产的估价问题，不良资产比率成为衡量金融脆弱性的主要指标。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下降、银行频繁要求流动性支持、管理方面的弱点以及内外部控制方面的缺陷也能暗示金融脆弱性。Gonzalez-Hermosillo, Pazarbasioglu 和 Billings(1997)的研究主要关注了银行的不良贷款水平，Gonzalez-Hermosillo（1999）以经验证据表明，只有同时考虑不良贷款和资本充足率，CAMEL体系的评估才有统计意义上的依据。欧洲中央银行（ECB）成立了专门的金融脆弱性工作小组，展开对金融脆弱性的初步研究，具体将指标分为三类：一是关于银行系统健全的指标；二是影响银行系统的宏观经济因素；三是危机传染因素。 
20世纪90年以来，资产定价模型渐渐被用来推断某家银行脆弱性状况。Hall和Miles（1990）用资本资产价格模型估量了几家英国和美国银行的倒闭风险；Clare（1995）使用套期价格模型（主要依靠宏观经济变量）对英国商人银行倒闭的概率进行了估计；Fisher和Gueyie（1995）用期权价格模型估计了一些金融体制开放的国家中银行资产暗含的风险。由于金融机构属于服务业，依托于其客户存在，整体客户的状况也会反映金融机构的稳健程度。许多经济学对金融脆弱性的具体指标选择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其中Kaminsky & Reinhart(1996) 和Demirg-Kunt & Detragiache（1997）的研究较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下列指标可以反映金融部门正趋于脆弱：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比例失调；巨额经常项目逆差；预算赤字大；资本流入的组成中，短期资本比例过高；汇率定值过高；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通货膨胀在10个月内的平均水平高于历史平均水平8%以上；M2对官方储备比率连续12个月的上升后急速下降；高利率等。 
五、小结 
现代金融脆弱性理论通过引入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一系列概念，以及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主观选择理念，考察了在特定的信息结构下，金融市场如何通过经济主体自动的理性选择及行为变化，形成金融脆弱性。现代金融脆弱性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市场经济内含金融脆弱性。这个命题表明，行为不确定的各经济主体普遍认为，在资产价格结构方面，金融交易是初始动机，通过不断扩大或收缩其规模，不断地改变资产或负债的构成，使整个系统中相对稳定的领域不断缩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基于动态变化过程来分析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是评价金融脆弱性形成、发展及经济萧条时期经济运行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市场内含脆弱性的背景下，仅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来带动经济发展是不切实际的。 
现代金融脆弱性理论与以往的传统理论存在一定的差别。在传统理论中，无论是把货币看成是均衡的破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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