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角度。为了更好的解释Minsky的金融内在脆弱性理论，Kregel（1997）引用了“安全边界说”（Margins of Safety）。Graham和Dodd(1934) 认为，利息承诺的收益保障是安全边界的最全面衡量手段。安全边界的作用在于，提供一种保护，以防不测事件使得未来不能有良好记录。对于贷款人和借款人来说，认真的研究预期现金收入说明书和计划投资项目承诺书，是确定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安全边界的关键一环。与借款企业比较，商业银行对整体市场环境和潜在竞争对手更为熟悉。虽然商业银行不缺乏理性，但对未来市场状况的把握仍是不确定的，贷款风险仍然存在。因此，商业银行的信贷决定还主要是遵守所谓的摩根规则（JP Morgan Rule），即是否贷款主要看借款人过去的信贷记录，而不用太关注未来预期。但Keynes认为人们极其缺乏决定长期投资项目收益的知识，因此借款人过去的信用记录没有太大意义。他认为商业银行的贷与不贷偏好依照惯例或其他金融机构的普遍看法，以及参照其他银行正在贷什么项目。经济扩张、安全边界与信用记录权重的相互配合，使他们都变得很自信，没有发现信用风险敞口正在扩大，于是产生了金融脆弱性。        
借款人与商业银行的经历类似，只是有个假设条件，即企业所投资的项目将会产生足够的利润用来还本付息。在向银行借款时，企业的这个假设条件并没有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情况越来越多的验证甚至超过预期，使借款人对自己当初的投资充满信心。但这种实际情况有时并不是真实的，正如Keynes指出的，这种繁荣并非是企业的真实能力，仅仅是由于投资在一个扩张的环境中而已。Minsky（1986）认为，人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当前对未来的看法影响着资本性资产的价格，所以融资条件的形成机制常常是由正的、失衡的回馈所控制。由于扩张期的投资预测错误很难被发现，借款人和银行都变得非常有信心，安全边界就不断的被降低。对于这种自信心，Keynes认为是非理性的，美联储主席Greenspan称为“非理性亢奋”。
金融脆弱性正是建立在安全边界的变化上，即那些缓慢的、不易察觉的行为对安全边界进行侵蚀，由此产生金融脆弱性。当安全边界减弱到最低程度时，即使经济现实略微偏离预期时，借款企业为了兑现固定现金收入流量承诺，也不得不改变已经计划好了的投资行为。这意味着企业将拖延支付，或另找贷款，若不能实现，就只能推迟投资计划，或变卖投资资产。随之，将开始经历Fisher提出的债务——紧缩过程。Keynes（1936）认为在不能准确预测未来的情形下，假定未来会重复过去，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因此，注重以前信贷记录的摩根规则有其合理性，也可认为金融脆弱性具有内在性。Kregel（1997）指出，即使银行和借款人都是非常努力的，但这种努力也是非理性的，对于金融脆弱性也无能为力，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理性运作的自然结果。
Diamond 和Dybvig（1983）在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D-D模型，并论述在金融市场上有可能存在多重平衡。他们指出对银行的高度信心是银行部门稳定性的源泉，银行系统的脆弱性主要源于存款者对流动性要求的不确定性，以及银行资产流动性的缺乏。在此研究基础上，Jacklin 和Bhattacharya（1988）研究了由于生产回报不确定性带来的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明确提出了可能引起挤兑的因素，并认为挤兑是由经济上相关指标的变动引起的“系统性事件”。Greenaway和David等人指出，一个安全和健全的银行体系是实质经济体系稳定的必要条件，而银行储备资产比率的变化对货币供应有着重要的影响。银行体系的脆弱性需要国家出面提供存款保险以减少挤兑的发生，但这又会恶化金融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因此，对于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关键是要增强银行机构的稳定性。这些分析表明金融机构的脆弱性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银行脆弱性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热潮。Frankel 和 Rose(1996), Sachs, Tornell 和 velasco(1996)以及Honohan(1997)等的研究强调了对外借款尤其是外币面值的短期债务，对测量通货膨胀和货币风险程度起着重要作用。Krugman(1998)认为道德风险和过度投资交织在一起，导致了银行的脆弱性，而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的隐形担保和裙带资本主义也是导致脆弱性的主要原因。Mckinnon 和Pill（1998）的研究强调了过度借债的作用，特别是当非银行部门出现盲目乐观时，会出现信贷膨胀导致宏观经济过热，从而导致银行系统的不稳定。Corsetti, Pesenti 和 Roubini(1998)则认为投资者意识到银行与公司债务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才会引发金融危机。Stiglitz（1998）认为金融业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其本身蕴藏着的引致金融危机的因素就比一般工商企业多得多。尽管经济政策能够影响波动幅度和持续时间，经济波动却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特征。Koskela and Stenback(2000)所构造的银行信贷市场结构与风险关系的模型表明，通过贷款市场的竞争来降低贷款利率，不但有利于投资规模的扩大而不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而且有利于银行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也使社会净福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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