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管制不同职能领域而收到制度成本降低之利；(2)可以更好地与金融集团企业相抗衡，更有效地、全方位地监控业务多样化了的金融机构；(3)单一监管机构原则上可以避免政出多门所导致的政策不一致、相互重叠或出现管制缺口，容易确定和分清管制的责任，避免相互推诿的发生；(4)可以缓解管制人才匮乏的问题，使有限的人才资源得到集中和有效的利用。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监管一直被当作是优先目标，且由中央银行行使，中央银行为强化银行监管付出了巨大代价。目前，还实行分业监管的金融制度，主要是为了减少信用扩张风险，防止资金过多流向证券和房地产部门而助长投机、导致经济秩序紊乱。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逐渐成熟和商业银行的运作规范化，以及金融业内各行业间将相互开放、相互进入的金融发展格局，可以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创建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具体做法是：成立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统一全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和监管活动，协调金融监管与外部各有关方面的关系，提高监管能力，实现协同效果和规模效益。在金融监管委员会下，设立银行监管局、证券监管局、保险监管局、信托监管局，将原分业金融监管职能进行重新归并和组合，由相应的监管局取代，分别负责相应行业金融监管工作的具体实施。同时，监管委下的监管局还要在全国范围内按金融区域设立监管分局，具体负责辖区内金融业的全面监管，对国家金融监管委员会负责。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所花费的资金均来自被监管的机构，这种非政府性的资金安排，使监管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相对独立性。

　　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并不削弱中央银行的权力，监管机构的整合过程是与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两项职能分离过程相伴随的，这在一定意义上加强了中央银行的权威性。问题在于，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剥离出去要做好危机管理的安排。英国模式对我们有参考价值，它采取了较为正式的方法，即建立在财政部、中央银行和统一监管机构三方的谅解备忘录基础上。

　　根据2003年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维持分业监管体制，组建了银监局，同时强化联席会议制度；条件成熟后再全面实行独立于中央银行的金融一体化监管。采取这一渐进式改革的模式可以保持现有制度的连续性，降低体制转换成本，也可为实行统一监管所需基础建设争取时间。

　　金融“联席会议”制度的成员为中央银行、各监管机构派出的代表，成员将定期召开会议，以协调中央银行、各金融监管机构在以下方面所做的努力：(1)及早发现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掌握引发系统风险的成因，并通过有效的监管降低风险；(2)建立更有效的程序，保障监管规则的执行与发展，有效地识别、弥补不同金融部门监管标准之间的差距；(3)确保负责维护金融稳定的各监管部门之间能进行持续的信息交流。“联席会议”制度在达到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程序来监测和促进金融体系提高效率和稳定性的目标时，就可认定其完成了历史使命。

　　(二)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

　　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减少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规范监管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递，扩充监管信息的广度和深度，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主要措施有：

　　——督促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内控制度，形成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从金融机构内部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形成。内部控制制度是金融监管部门进行非现场监管的基础，该制度是否可靠，直接关系到金融机构经营的风险度和财务报表的可信度。

　　——增强金融机构经营的透明度，建立健全金融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其按照现行法规的要求，定期向金融监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披露经营的真实信息。这样就把金融活动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利用市场法则迫使金融机构增强自身运作的稳健性，而且便于监管部门及时发现问题，进行现场检查，达到防范风险于未然的目的。另外，还要进行会计制度改革，统一会计处理，加强会计对金融业的监督功能。

　　——健全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在条件成熟时建立金融监管信息中心，专门从事监管信息的采集、整理、发布、分析、研究，保证信息共享的长期性、稳定性、安全性，达到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目的。

　　——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实际情况，实现监管手段的市场化。例如，可以引入在国际上早已成为惯例的金融机构信用评审分级办法，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这需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建立适应投资者和监管部门需要的资信评估机构，同时要借鉴国际上的经验，科学划分信用等级，使监管当局在原有的现场和非现场监管的基础上，引入信用等级这一形式，有利于防止人为因素和行政因素的干扰。

　　——推行风险预防的质量型全面金融监管，就是金融监管的内容与形式，要由单一的、以指标为核心的数量监管向以风险预防和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质量型全面监管转变，完善金融监管的内容，同时改革过去简单、滞后的检查方法，实现监管形式的多样化。

　　(三)健全金融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

　　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抓紧修改和完善包括《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担保法》和《证券法》等已有的金融法规，并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然后是抓紧出台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监管法规和金融机构市场准人、退出规则，按国际资本充足率框架，制定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框架；特别是借鉴国外经验和国际通行的监管规则，根据金融电子化和信息化业务迅捷发展的要求，事先进行规范性监管程序设计，及时出台金融法律规范。

　　信用观念的弱化是改革以来一系列经济金融问题的主要根源，信用风险是我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其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支持下的司法部门片面考虑和保护地方利益，默许企业以改制为名逃废债务，致使金融部门巨额债权被悬空，同时也掩盖了大量的金融违法违规行为。金融配置背离偿还性原则，就是从根本上违背金融运行规律，必然造成金融环境的恶化。强调金融市场有效性原则并据以进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从根本上增强信用偿还性原则的约束力，相对独立的金融司法体系则是基本保证。

　　由于我国没有独立于地方政府的金融司法体系，对各种逃废行为只能愤而视之，以银行为例，如果依法收贷只能是“赢了官司赔了钱”，对于银行的起诉，许多地方是“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宣判、宣判不执行”，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不仅人为加大了金融风险，而且助长了企业、个人不守信用，直接恶化了社会信用环境。为此，有必要尽快重塑我国公正、公开、公平的金融司法秩序。

　　金融监管要依法实施，不能用行政的随意性代替法律，这有助于树立监管部门的权威性。还要注意防止金融监管者的行为扭曲，建立起对监管者权力的制衡机制。现在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派出的工作组越来越多，但监管工作的效果却不尽理想，这也表明依法监管还不能忽视对监管者的监管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因人、因事而异。应该看到，建立金融监管制度，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的终极作用在于创造一个公平竞争、实现市场潜在收益的环境和条件。

　　总之，金融监管制度创新必须建立在市场运行法则的基础上才能达到效率和稳定性兼顾的目的。金融环境是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活动的特征亦是不同的，因而监管制度应该能在发展变化的环境中自我调整、自我适应，既要防止监管松懈带来的风险扩大化，又要避免不计成本的监管带来的负面效应。实施具有弹性的监管策略，就是依据经济、金融发展状况，适时变革金融监管制度，不断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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