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of Financial Supervisors)，其职责是协调各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促进信息的流通和监管机构的合作。但是，金融监管机构委员会通常只有协调的职能，对各个金融监管机构没有直接的、有效的控制权。因此，金融机构监管委员会的官员们也承认其作用并不明显。监管冲突和监管疏漏为建立统一监管的组织结构提供了一个强烈的诱因，但是，更为重要、也更为现实的压力则来自金融体系的变化和发展。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发展，传统金融机构的功能边界在逐渐的模糊，不仅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渗透，而且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也对传统的金融运行体系构成了冲击。从分业走向混业，既有增加赢利机会、保证更为稳定的收入来源的因素起作用，也有分散风险、建立一个更为稳定的金融体系的因素起作用。在分业经营的框架下，金融机构按照不同的功能划分，从事相应的业务，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风险防火墙，这一组织结构安排可以有效地防止某一家金融机构的非系统风险向外传递、扩散，进而防止将非系统风险转化为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按照分业经营的要求，金融监管需要的只是“划地而治”，严格限定被监管者的业务范围，并按照金融机构的不同性质，制定不同的监管措施，实现各自的监管目标。在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非系统风险不会相互传递，只要这一风险没有转化为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监管者之间也会相安无事。

　　可以看出，当金融结构比较简单，或者金融结构本身被严格划定的时候，按照分业监管(或其他方式)建立以来的多边监管模式，对于防范金融风险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是，当金融结构趋于复杂，正如我们所一再强调的那样，当金融机构的功能边界逐渐模糊，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大量出现的时候，多边监管组织模式的有效前提也相应受到了侵蚀。这是因为，由于金融航母和金融百货公司的出现，使得整个金融体系的联系，由以前主要的、关键的宏观层面，拓宽到一个更为深入的微观层面，证券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在受到宏观因素的共同影响之外，还将受到它们自身的、内部因素的影响。在进入混业时代以后，人们对传统金融部门的功能认识将逐渐淡化，他们将把所有与金融相关的企业笼统地看成是一个多产品、多服务的金融百货公司，而不再象以前那样，对证券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具体的分辨。对监管者来说，他们可能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因为各负其责的监管者将发现传统意义上互不相干的风险因素一夜间变得紧密相连。问题在于，多边监管机构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和清楚地发现这些风险，也不能在发现这些风险以后，在相关的监管者之间进行有效的合作和沟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尽管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建立一个多边机构的合作机制，以解决金融混业经营的问题，但是，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相对而言更能反映金融体系的变化和金融结构的重构。

　　除了可以避免监管冲突、监管疏漏，和有效反映金融结构与金融体系的变化以外，统一监管的组织结构还有以下正面效应。第一，统一监管机构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监管政策的连续性，保证监管政策具有稳定性，进而给被监管者带来稳定的监管“预期”；第二，统一监管机构可以更为有效地利用人才，也可以更为有效地节约人才资源。对于这一点，查尔斯，哥德哈特、菲利普·哈特曼等经济学家曾特别指出，节约利用和有效利用金融监管人才对于人才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高层次的监管人才，统一的监管机构有利于集中这些稀缺的人才资源。第三，统一监管机构可以提高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的责任心，增加其努力、公正执法的积极性。因为除了监管者自己，没有其他机构再对核监管事务负责。第四，对被监管者、特别是对众多的社会公众而言，单一的、组织结构简单的监管机构，更有利于他们对监管机构的识别，降低社会公众的识别成本和困难。事实上，在多边监管的组织模式下，一般社会公众需要伸张权利、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往往并不知道他们该找什么机构、什么组织，当他们多方奔走、又被四处推诿、求诉无门的时候，这一状况就更为明显。而在统一监管的模式下，社会公众就可以免去上述额外的困难和成本。第五，统一监管还可以节约运行成本，而在通常情况下，多边监管的运行成本非常之高。

　　泰勒在其对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多边监管组织结构模式存在的弊端，并力推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他指出，多边监管组织结构，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监管的重叠、疏漏和冲突，监管机构之间难以合作和沟通，金融监管体系、甚至整个金融体系缺乏透明度，庞大的、繁冗的机构设置还带来了官僚主义和不负责任，所有这一切都会导致监管有效性的降低，增加了被监管者监管套利的可能性。基于此，泰勒指出：“上述问题说明了，(监管的)组织结构是如何影响监管的有效性的，也同时说明了，在设计监管组织结构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三、多边监管的现实性和理论基础

　　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尽管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重视，但是，仍然有不少的经济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概括以来，对统一监管的组织模式有以下几方面的质疑。

　　第一，众多主张建立统一监管机构的观点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理由是，在现代金融体系下，金融机构的多元化经营要求有相应的监管组织模式与其相适应。金融边界的模型和混业经营是现代金融的特征，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进行混业经营；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进行混业经营的机构都按照同一模式建立其内部组织架构。事实上，即使少数几家大型的金融航母占据了整个金融的绝大部分，依然会有专门从事某一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的企业存在，而且这些企业的数量要远远超过为数不多的金融航母。即使考察那些倍受人们关注的金融航母，也可以发现，虽然一家机构可以同时从事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但是，这些业务却是由不同的部门所从事的。可以这样认为，只要金融航母建立起良好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在各个业务之间建立起有效的防火墙，其结果与分业经营时所面临的情况相比，是没有多大变化的。

　　第二，统一监管或许可以避免多边监管经常出现的监管冲突和监管重叠，但是，统一监管在消除上述现象的同时，会同时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即统一监管会导致监管目标和监管文化的内部冲突。证券业、银行业和保险业在其核心业务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区别，对他们的监管也相应地具有极大的不同。这些不同，具体体现在不同的监管的目标和监管的手段上。不难想象，当某一个机构将所有的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纳入其监管范围之内时，监管者可能会在选择多元化的监管目标时限人两难境地，或者出现另外一种可能，即监管者难以明确其监管目标，因而其监管目标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和“随机”状态，选择什么样的监管．目标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具体环境，或者某一位长官个人偏好和心情。

　　在监管手段的选择上，统一监管也会出现困难和冲突。在混业经营和统一监管的格局下，人们对是否需要制定统一监管指标的争论，实际上体现了上述冲突。例如，欧盟在制定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的标准的时候，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制”国家，坚持应该对所有金融机构制定统一的资本充足率，包括银行、证券和保险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都统一执行与银行对等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而以英国为代表的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则主张资本充足率应该主要适用于银行，即使为了审慎原则需要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也执行一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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