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使商业银行不再承担部分政府职能，除少量有贴息来源的政策性贷款外，商业银行原则上不应该再采用政策优惠利率；要按照国际惯例，进一步理顺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对应结构和期限结构，理顺存贷款的利差；要使资本市场上的各种债券与货币市场上的同业拆借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之间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应当在负债期限相同的情况下，按风险大小确定利率；要把央行的贷款利率提高到货币市场利率之上，使央行贷款成为商业银行获得流动性贷款的最后渠道。

　　(三)先易后难，积累经验，确保改革的平稳推进

　　在各种利率结构改革中，应先放开金融市场利率，再放开商业银行利率，后放开政策性银行利率。应先从与市场联系紧密的部分开始，亦即从管制比较薄弱的环节有次序地推开，以减少改革中的冲突和风险。在商业银行中，要先放开非国有商业银行利率，再放开国有银行利率，因为非国有商业银行相对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成立伊始就以市场为导向，而且规模较小，先放开不致引发经济和金融的大波动。

　　在放开商业银行利率中，应遵循先外币后本币的原则。我国现行外币存贷款利率是参照国际上货币市场的存贷款利率确定的，从一开始就紧盯国际市场的变化，在我国尚未实现资本项目下自由可兑换下其风险也相对较小。

　　在放开人民币利率中，应先放开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后放开银行与客户利率。我国已于1996年6月放开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由资金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由于只有银行或经批准的存款机构参与并置于中央银行的监控之下，所以同业拆借市场利率放开并未引起较大波动。但是银行与客户利率比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复杂得多，社会影响巨大，如果直接先放开，势必引起较大的社会震动。

　　在放开银行与客户利率中，应本着先贷款后存款的原则。在我国居民资产结构比较单一、金融意识和风险意识比较淡薄且在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下，如果急于放开存款利率，弊大于利。而且，由于存款利率水平的高低是决定贷款利率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若先放开存款利率，在银行和国企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银行有可能为争夺存款资源，竞相提高存款利率，导致贷款利率升高以至超出贷款企业的承受能力。而借款者大多是经营者，承贷者是金融机构，两者都是市场经济中经营主体，双方地位相等，抗风险能力远远大于居民个人，故先放开贷款利率风险较小。但由于我国银企没有真正企业化，企业承受能力有限，放开贷款利率不可能一步到位，应采取一些过渡方式逐步达到商业银行自定利率的目标。

　　在放开银行存款利率中，应先放开长期存款利率，后放开短期存款利率。这种顺序有利于削弱商业银行负债期限短期化倾向，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防止短期投机行为的泛滥。同时，按照“先批发后零售”的顺序，先放开一定额度以上的大额存款利率，后逐步放开小额存款利率。这是因为，小额存款涉及面最大，自然要更加谨慎从事，宜放在利率市场化的最后阶段。而大额存款利率的影响面较小，故可领先一步放开。

　　(四)加强地区和国际间的合作，使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与国际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协调一致

　　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相当理想的效果。但在泰铢保卫战失败后，由于缺乏货币合作的机制与政策协调的场所，各国在面临危机时不是在寻求联合应付危机的办法，而是以邻为壑，结果事与愿违，各国不得不重新管制利率，使得已经取得的利率市场化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

　　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是对于刚刚加入WTO，正式参与到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我国来说，只有加强地区与国际间的合作，使利率市场化进程与国际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协调一致，才能更有效地抵御外部金融波动给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取有利的国际金融环境，确保利率市场化改革乃至整个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2001年，中国与东盟十国提出了一个为期十年的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受到了国际上尤其是亚太国家的广泛关注。在此，建立一个这样的经济自由区，实际上就是给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经济政策协调方面提供了一个磋商、协调的机制和场所，把包括利率市场化在内的金融部门开放的内容纳入到这个谈判计划之中，将对我国以及周边新兴工业化国家协调与合作，共同实现包括利率市场化等更广泛的目标，起到积极而又重大的作用。因此，更为广泛地开展类似的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积极利用APEC等机制和形式，将更加有助于我国今后经济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和国民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

　　当然，以上的金融安全模式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化解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风险。在这种安全模式下，我国的金融安全也不会绝对不能受到冲击。正如麦金农所说的，“对一个高度受抑制的经济实行市场化，犹如在密布的雷区行进，你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步”。但是，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要我们充分考虑到各种变量和不确定因素，科学地设计改革方案，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就能够使改革的风险最小化，从而确保我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金融安全。

[1] 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5月第一版。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部门改革的次序：国别经验与问题》，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

[3] 李宏瑾、项卫星：《“入世”与我国利率市场化》，《金融研究》，2001年第2期。

[4] 李 扬、黄金老：《金融全球化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5] 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6] 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7] 史东明：《经济一体化下的金融安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8] 谈儒勇：《金融自由化的条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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