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应该有长期目标。

　　各国鼓励资本外流的措施也各不相同。在智利、印度、印尼、摩洛哥、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和突尼斯，官方资本流动的减少成功地抵消了私人资本的流入。在智利、印尼和泰国是为了加快偿还外债；韩国放松资本外流的限制则是为了鼓励韩国企业对外投资；泰国、智利和哥伦比亚也有类似的考虑，它们现在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者将资本和利息汇回母国，取消了出口结汇制，对居民旅游换汇不再规定上限。

　　(四)政策搭配和次序。

　　能够保证资本持续不断流入的政策秘方是不存在的。不能抽象地谈论政策的优劣，而要结合各国的实际。实际上，成功的政策各不相同，而且不能把赌注押在某一个政策工具之上。特定国家的政策选择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包括东道国反通货膨胀的记录、经济开放度、财政状况、国内债券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国内银行的素质、财政政策的灵活性、金融监管框架等等。

　　政策出台的先后顺序也是十分重要的。适当的政策顺序有利于化解资本流入带来的某些风险。在资本流入的早期，货币政策比较有效，但是随着资本流入的增加，对冲成本不断提高，这时就需要实行灵活的名义汇率政策。在有些情况下，资本管制能够缓解实际汇率升值的不利影响。

　　如果资本流动是结构性因素引起的，财政政策就大有可为。它无需支付成本，它的效果也不比灵活的汇率政策差，它能够抑制实际汇率升值。但是，因为它的灵活性较差，因此，很少被用来应付资本流动变化。

　　最后，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各种政策工具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首先，它们对资本流动的构成能够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尤其在没有资本管制的条件下，钉住汇率和对冲政策相搭配会最大限度地刺激短期资本的流入。1990——1993年的墨西哥和1990——1997年的泰国就是这样。其次，政策的相互搭配可以挖掘单个政策的潜力。例如，作为对冲政策伴生物的高利差能够诱使人们规避资本管制，如果成功的话，就会抵消对冲政策的紧缩效应。再如，资本流出的自由化有利于资本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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