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升值可以通过名义汇率升值而不是通货膨胀的方式来释放。即使名义汇率同通货膨胀有因果关系，但前者一旦升值，后者可能更低。第三，名义汇率的可变性意味着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这会抑制投机性的短期资本流入。

　　但是，如果名义汇率升值，就会损害贸易品部门的盈利性。如果资本流动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实际汇率有持续升值趋势，战略部门(如非传统出口部门)将会遭受打击。即使资本流动不具有持续性，实际汇率也会变动。这对贸易部门有多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如果实际汇率升值幅度很大，就会破坏实际汇率的稳定性，从而对贸易平衡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二是如果金融欠发达，不能为防范汇率波动提供套期保值的有效工具，贸易品部门将深受其害。

　　一般来说，为了降低因完全浮动而引起的汇率风险，为了降低因外汇储备增加而带来的成本，许多国家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亚洲国家里，印尼在1994年放宽了汇率变动幅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自1992年以后一直允许汇率有更大的灵活性。另外，韩国自1992年以后也对汇率的日波动范围进行了调整，放宽了波动的上下限。在拉美，秘鲁采取了“肮脏浮动制”；而墨西哥、智利和哥伦比亚则引进了爬行汇率制，这是介于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之间的一种汇率制度。

　　从实践上看，名义汇率升值在拉美比在亚洲更常见。尽管韩国在1987——1989年、马来西亚在1993
年、菲律宾在1992年都曾使名义汇率小幅升值，但是大幅升值发生在1994年的智利(超过9％)和哥伦比亚(1月份超过5％，12月份超过7％)。它们的升值是汇率幅度调整的结果。经历过名义汇率升值的其他拉美国家是1991年的玻利维亚、1992年的
哥斯达黎加和1991年的墨西哥。

　　总之，如果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降低通货膨胀，出口竞争力只是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那么，它可以选择把汇率作为名义目标的政策，或者让名义汇率有更大的伸缩性。许多拉美国家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把汇率作为短期的稳定工具会严重扭曲汇率，引发投机性攻击，从而威胁这种汇率体制的生存。当然，如果财政政策缺乏灵活性，名义汇率的稳定作用特别显著。

　　3．财政政策。反周期的第三类政策是紧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公共支出，减少总需求，降低资本流入的通货膨胀效应。这类政策的优点如下：一是政策操作成本较低；二是可以替代汇率调整政策充当稳定器，削减公共支出可以限制实际汇率升值，因为非贸易品在公共支出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减少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有多方面的好处，第一，能够减少经常账户逆差；第二，它对投资的影响大于对消费的影响，因为前者对贸易品的倾斜程度更大。反过来，这更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但是，财政政策缺乏因应资本流动的灵活性，它涉及立法和政治考虑，比较复杂。更何况，作为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很可能同税收和支出的长期目标相冲突。

　　因为财政政策缺乏灵活性，所以很少有国家在资本流入期间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在拉美只有智利在1990——1995年间实行过这种政策。它在压缩开支的同时，还提高了增值税和公司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例如阿根廷和墨西哥，在资本流入期间，虽然也采取过财政紧缩措施，但是这种政策主要是为了对付通货膨胀，而不是用来对冲资本流入。与拉美不同，多数亚洲国家实行财政紧缩政策是为了克服资本流入造成的总需求膨胀。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在1988——1994年期间都有过财政紧缩的经历，其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在实行紧缩政策之后，实际汇率贬值，经济增长率显著提高。例如在泰国、智利、印尼和马来西亚都收到了这样的效果。

　　除了财政紧缩的短期稳定作用之外，许多学者认为，在国际金融一体化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应该实行更加保守的财政政策。由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资本流动的方向、规模对国内公共清偿能力非常敏感，如果政府长期财政方针摇摆不定，那么政府短期政策变化将被视为长期意图的信号。这样就束缚了短期财政政策的灵活性，因为政府害怕政策意图遭到误解。因此，保守性财政政策声誉可以增加政府短期政策的灵活性。

　　在资本流动出现波动迹象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财政紧缩政策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有助于把核心收益和支出隔离出来。而且，即使出现了资本流动的严重波动，财政收支需要进一步紧缩，但变动幅度将会更小。这种办法的另一个优点是不需要对税收和支出进行大幅度调整。

(二)结构政策。

　　1．贸易政策。在资本流入期间，贸易自由化可以从两个方面降低实际汇率升值压力，第一，像紧财政政策那样，它将支出转向贸易品，减轻了国内经济的压力；第二，贸易自由化能够限制外汇的净流入。但是，贸易政策的效果是相互矛盾的。理论和实践都说明贸易自由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而且，如果经常账户的自由化增强了外国投资者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的信心，那么它就能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既然贸易自由化是一种结构政策，它瞄准的就应该是长期目标，而不是短期的反周期作用。

　　2．银行监管。虽然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都有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例如，经常账户赤字扩大、实际汇率升值、消费过度、投资不足等，但是，要使金融部门健康运转，仅靠宏观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措施。(1)健全内控机制，加强内部治理。毕竟是银行的经理和所有者在那里看管银行。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内部治理问题是很重要的因素。(2)强化市场纪律，淘汰不合格的银行管理者、所有者甚至整个银行，促使银行安全、稳健地经营。(3)加强银行监管。

　　如果银行在内控机制和市场纪律方面存在纰漏，加强银行监管则可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监管能够重塑操作环境，强化市场纪律，促进内部治理。例如，通过精心设计进入门槛和业务范围就会改善运营环境；选拔合格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要求所有者自担风险，制定适当的贷款评估、分类规范和会计标准，能够改进内部治理。最后，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确保市场参与者掌握充分信息，保证市场制裁的落实，也就强化了市场纪律。

　　这里核心问题是如何防止金融机构逃避监管问题。在多数发展中国家，银行常常在资产负债表上做手脚，规避资本充足率要求，从而达到逃避审慎监管的目的。离岸场外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也为银行逃避监管提供了方便。为此，需要建立风险会计准则并实行综合监管。

　　但是，即使在发达国家综合监管也只是刚刚起步，因此，它在波动性很大的金融市场能否发挥作用还是个未知数。有的监管者认为，在这种前提下，增加法定准备金比加强监管更有效。但是这种观点与金融自由化背道而驰，而且，实证研究表明，法定准备金率高的国家流动性与基础货币的比率未必就低。

　　尽管银行监管有局限，但是，在资本流入期间，这种政策在：降低因贷款猛增、资产价格膨胀而引起的银行风险方面仍然有特殊的作用。由于银行贷款增加最多的国家往往就是后来爆发危机的国家，信贷膨胀但没有引发危机的国家是银行体系得以加强的国家。

　　可以根据几个指标来判断银行体系是否得到加强。一是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体系越安全，充足率越高，银行违约的可能性越小。二是呆账准备金，提高呆账准备金可以降低银行危机的概率。三是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流动性越高应付流动性危机的能力越强。四是负债期限，负债期限越短，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越大。

　　根据这些指标，世界银行认为，智利、哥伦比亚的银行体系在资本流入期间得到加强。智利表现在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比较强，哥伦比亚银行监管较严，资本充足率、呆账准备金率都有所提高。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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