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金融部门的状况则大为恶化。而另有一些国家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进而在另外某些方面则有所恶化。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印尼和80年代以来的泰国。

　　(三)减少净国际资本流入的措施。

　　1．资本管制。

　　(1)一般情形的资本管制。一般说来，在经济扭曲的情况下，资本管制能够增进福利。传统上，资本管制的根据主要有两条：第一，因为资本管制实际上是在内外利率间加楔子，因此，在固定汇率制或有管理的汇率制下，它有助于货币供应量控制。第二，实行资本管制的国家，其通货膨胀率一般都较高，得自通货膨胀的收益越高，实行资本管制的国家的实际利率就越低。在这种国家，资本管制是政府获取收益的工具，也是降低政府债务清偿成本的手段。但是，要让资本管制支撑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话，它就会无能为力，它对国际收支危机起不到防范作用。

　　在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大规模流入的情况下，资本管制具有了新功能。现在，管制资本不是为了防止名义汇率贬值，而是为了阻止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升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管制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总需求的压力，而在过去则主要担心一旦资本流出，投资需求下降影响中长期经济增长。虽然任何方向的资本流动都会干扰货币政策，但是，在流入期间的资本管制全都是为了减缓货币和信贷扩张。相反，在资本流出期间，管制是为了避免高利率。最后，20世纪90年代的资本管制是一种预警措施，是为了减轻资本流入的波动效应，以便减轻资本流出的危害。

　　限制资本流动的办法有两类，一类是数量控制的办法，规定资本流动的规模；第二类是税收(如交易税)或类似税收(不给国外借款的储备金支付利息)办法。

　　过去，数量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资本外逃，主要靠行政办法实施。但20世纪90年代数量控制的主要目的是减少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此间，各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数量控制措施控制资本流入，而且都收到了或多或少的成效。例如，1992年墨西哥规定商业银行的外汇负债不得超过其总贷款的10％。但是，这一措施在控制资本流入规模方面并不成功，因为随着贷款总规模的扩张，外汇贷款份额即使不突破10％，其本身也在扩张。马来西亚是另一个例子。为了防止投机性的短期外汇存款的流入，马来西亚在1994年1月采取了六条措施，其中有一条是，禁止国内居民把短期货币市场工具卖给外国居民。这种措施成功地降低了国内利率，减少了短期资本流动；但是长期实行这种政策就会损害本国金融的竞争力。其他的数量措施包括限制或禁止与贸易无关的掉期交易、离岸借款，规定银行的净外汇头寸。实行过这些措施的有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至于第二类措施，也就是税收或准税收措施。应用最多的是外汇交易税或跨境短期银行贷款税即托宾税。这是在国际金融车轮子里面掺沙子的办法。巴西在1993年对几类外汇交易征过这种税，以后为许多国家所效法，但1995年墨西哥危机之后就不再受青睐了。

　　托宾税有不少优点。它增强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减少了对固定汇率制进行投机性冲击的可能性；它是鼓励长期投资而不是短期投机。其缺点，第一，托宾税要想有效，需要所有的国家一起来实行这种政策，否则，被征税的业务会转移到不征此税的国家。第二，如果银行没有大量的头寸，惩罚短期银行跨境贷款就没有意义。第三，只要存在合成头寸，征收外汇交易税就非常困难。第四，托宾税会减少交易量，降低市场的流动性，从而造成国际资本市场的更大波动。

　　无息准备金从表面上看似乎有利于长期资本流入，而对短期资本流动不利。这种政策假定长期资本流动受中期因素的影响，它对内外利率波动不像短期资本那样敏感。这种政策能够有效阻止短期资本流入，因为短期资本流入主要是银行短期存款迅速扩张的结果。因此，如果银行部门效率低下或者监管不力，政府就会不让银行来染指资本流动。智利和哥伦比亚都采用过这种资本管制措施。例如，在智利，一年期的准备金率为30％，而在哥伦比亚，准备金要在中央银行存放18个月，这一规定适用于5年期或5年以下的贷款，期限越短，准备金率越高。

　　防范资本外流的管制效果更成问题，因为很容易找到规避管制的途径。而且，在实行类似税收管制的情况下，管制是否有效，关键取决于跨期替代程度。即使管制只是政府的权宜之计，只有当这种税很高时，管制的宏观经济效应才能显示出来，因为跨期替代弹性太低。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资本管制对消费、经常账户和实际汇率的影响很小，但是它能够降低资本流动的总规模和改变它们的期限结构。这说明资本管制的效应是不对称的，控制流入比制止流出更有效。事实上，智利、捷克和马来西亚在实行资本管制的一年中，其资本账户就分别缩减了7.6、3.5和15.1个百分点。而且，资本管制对吸引长期资本、防范短期资本有理想的效果。智利、哥伦比亚和马来西亚在实行资本管制之后，短期资本流入大幅下降。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结论。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表明，短期债务是资本流动发生波动和逆转的主要决定因素。

　　(2)限制证券投资流入的政策措施。前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资本流入引起的实际汇率、经常账户和短期通货膨胀问题。下面将主要讨论抵消证券投资易动性的政策措施。

　　对外国投资者给定时间内可以从东道国撤出资本的数量给予限制，这种资本流出的限制减少了资本流入逆转的风险。但是，这也可能减少资本的流入量，从而限制了对国际融资的利用。

　　取消资本输出限制的政策，能使国内居民投资于外国资产。它有两个效应：一是因为外国投资者面临较小收回投资的风险，资本流入会有所增加；二是由于国内资产的多元化，负面冲击带来的危害也就小。这种政策如果可信的话，资本流入逆转的可能性大为减低。

　　同样原因，开放经常账户也能限制负面冲击。开放意味着东道国实际经济具有多元性，因此对某个部门的损害不大会波及到整个经济。

　　对付易动性的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对外部反应更有弹性的经济体系，这样，当面临外部冲击时，外国投资者才不会抽逃资本。坚持长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传递一个正确的信号给外国投资者是大大有益的。另外，保持中短期的预算平衡，避免当不利的外部冲击发生时导致的通货膨胀，维持较大的外汇储备，发挥其缓冲器的作用，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短期政策工具，那就是利用央行行使资源配置的权力。举例说，通过要求私人储蓄如养老基金投资于政府债券或外国资产，可以对冲资本流入带来的基础货币扩张。而对国内投资者持有政府债券的数量予以约束，虽能缓解资本外流导致的流动性减少，但是由于效率和分配方面的原因，把它作为长期政策则是不妥当的。

　　总之，证券投资形式的资本流入逆转通过经济机制来消化和减少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更可取的，要避免依赖于对资本流出施加限制这一手段。

　　2．鼓励资本外流的措施。如果资本管制的目的是减少资本的净流入，那么取消资本外流的限制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这种政策会吸引新资本的流入。特别是，如果限制资本外流的措施非常有效，资本一旦流入就无法逆转，在对国内贷款的收益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将迫使债权人减少贷款。因此，取消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将消除这种不可逆转性，从而促进资本进一步流入。

　　如果政府把资本管制视为获取收益的手段，取消这种管制也会促进资本流入，因为这是政府将不再获取该种收益的信号。这种论点还认为，鼓励资本流出应排在经济自由化的最后，而且财政要稳定。像贸易自由化一样，鼓励资本流出的政策也是一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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