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业的资金环境分析，总体上建设资金短缺，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发展变量的正相关性强；资本市场筹资功能对大部分企业来说受到限制，间接融资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占主导地位；银行业的突出风险特点是不良资产占比居高不下，盘活不良资产主要还需依靠金融手段，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到货币供应量。而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体系则仍然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市场信号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保持合理的货币供应量往往通过监管的手段实现的。如为处置金融风险、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央银行通过大量再贷款，撤消、重组、关闭、破产了一批如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租赁公司、城乡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会等中小金融机构。因此，我国的金融监管活动对货币政策影响更大、更直接。如果分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不仅难以避免有关金融活动对货币政策的实施造成不良影响，而且直接降低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作用。

　　（四）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体系构造基本与银行业体质格局相衔接

　　我国目前银行业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处于银行业垄断地位，国有银行占有了银行体系三分之二的信贷资产。在国有商业银行未市场化经营之前，承担了相当部分的国家宏观调控的任务；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受国家保护，其业务经营主要依赖于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农村信用社虽是合作组织，但其资产的配置方向和资金供给受中央银行一定程度的调控；其他类的银行机构占的比重不大。目前的银行业体制格局说明我国目前虽然正进行着体制转轨，但金融微观基础和金融市场发展问题都还没有解决，金融机构特别是作为货币政策传导主体的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利益约束，金融市场不成熟，市场信号对金融活动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不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银行还肩负着推动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任务，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监管，以及整个金融体制的改革，在相当一段时期紧密联系，货币政策体系的构造是同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金融市场的培育一起变化的。很难想象中央银行在目前的条件下可以不考虑金融监管、金融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

　　（五）中国金融体系安全与货币政策特有的作用

　　一般来说，国际上的金融动荡或金融危机有五类，即货币危机、国际债务危机、国内支付危机、股票市场危机以及资本外逃危机。由于我国实行的利率基本上还处于管制，传统的金融业务量和业务品种操作在银行业处于主导地位；金融市场总体上还没有开放，金融新产品和金融衍生工具运用的数量和力度均受到各种边界条件的约束，因此，中国现阶段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上述五种金融动荡或危机中的货币危机、国际债务危机、资本外逃危机，而支付危机和股票市场危机以及相关性风险是威胁中国今后金融安全最主要的风险因素。由于银行业间接融资量大，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远不能与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量相比，而且直接融资的资本风险由微观经济主体吸纳一部分，所以中国股票市场风险因素要比支付风险因素小得多。实际上中国目前所蕴含的支付性风险程度大大超过一般国际通行的支付风险度量标准。中国银行业以大量的不良资产为代价，解决了城市三分之二人口就业的国有企业占有了全社会四分之三的信贷资源，实质上是银行的不良资产，由其它产业或企业转移形成，但对金融业本身来说，这就是中国金融业安全体系中威胁最大也就是最集中的板块。即所以中国潜在支付风险因素没有转化为现实的支付风险，其最主要的几个变数是：①资本项目实行管制以抵御外国资本的冲击；②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即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和银行的流动性保持一个相对均衡状态，即使出现较大比例的坏账、较大数额的亏损，中国银行业也能在相当一段时期保持正常运营局面。中央银行的主权信用手段给银行提供便利支持，虽然这种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金融的内在脆弱性，但如果把这唯一的化解风险支撑手段与其风险管理职能相分离，即便没有切断货币供给渠道，但由于“分离”有修于两者关联的运作机理，导致不仅不能使中央银行通过对银行流动性供给创造利润以逐步消蚀潜在的风险性，而且把有可能在远期发生或局部性支付风险酿成即期或大面积支付风险。

　　（六）中国处置银行支付风险主体缺位现实与中央银行实施监管的必要性

　　已分离中央银行“两项职能”的发达或工业化国家还存在着一个重要风险保障制度，就是这些国家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存款保险体系。这是保障本国金融体系安全的一个根本条件。该组织具有两大主要功能：一是对银行机构出现支付风险提供救助，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二是正因为它们为银行提供救助，所以必须有权对银行进行监管。而我国目前金融改革尚未进入到建立存款保险体系的进程中，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具备建立存款保险的基本条件。因此，本应由存款保险体系对存款人承保的功能转嫁到中央银行身上。从我国中央银行变相代行外国存款保险公司的职能来说，也应当对支付风险提供救助的对象实施监管。否则不仅在逻辑上和运行机理上存在非对称性的矛盾，而且因此对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扩张和回偿将产生巨大的冲击。这说明我国中央银行“两项职能”分开与发达国家相比缺乏重要的基础性条件。

　　国家财政资金是中央银行“两项职能”分离的西方发达国家救助银行支付风险的又一主渠道。从本质上说，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支付性风险提供政府救助是重要的财政职能，而不是中央银行的职能。而我国目前把履行这种财政职能所需的资金转嫁到中央银行，这就需要中央银行强化对商业银行的金融监管。我国近年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通过增发国债，加大投资以刺激有效需求的资金绝大部分是以银行资金的直接或间接替代为代价的。由于国家财政能力较低，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高，加大发行国债的空间有限，财政预算安排结构再生能力差，再加上企业债转股形成的国家债务、地方政府越权担保和借贷的债务，未纳入预算的国家政策性指令性贷款都形成了我国财政的“或有债务”，而这些“或有债务”对财政安全具有较大的风险。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财政主要任务是化解自身潜在的风险而无能力顾及银行的风险，这又给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增加沉重的负荷，这证明，我国财政能力不断弱化是制约分离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重要因素，也证明了我国和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职能分离缺少重要环境基础和分离条件。

　　六、中央银行“两项职能”：内在联动运作机理和金融效率考察

　　实际上我们讨论的中央银行“两项职能”的分离，是金融自由化与市场开放度为现实背景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或界碑。如果金融自由和对外开放度在时机、顺序、速度和配套措施安排不当，就会引发动荡甚至危机，据RAMINSKY对20个国家的调查，其中，14个国家在国内金融自由化后的三年内发生银行或货币危机，这说明在本国金融体制和机构整体改革尚未到位之前，刻意去追求金融自由化进程或构筑某一种模式，外部冲击势必会严重影响国内的金融体系的安全。从中央银行履行的“两项职能”来看，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依赖于金融监管活动获取的各种信息，以及监管过程中形成的中央银行对银行的制约关系。由于实行金融监管，中央银行才能保证银行业务的合规性。通过一系列的监管活动，中央银行才能获取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和风险控制状况，为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提供依据，保证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反过来，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也是金融监管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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