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可能是由于公司融资主要有两种渠道，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而成长性较强的公司，其通过内部积累使得净资产增长较快，负债融资的比例就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国外研究表明一般企业会优先使用债权融资而不是股权融资，使用股权融资经常会受到股东分红派息的压力，相反，由于债务的避税作用融资成本较低，所以企业会优先选择债权融资。但是在我国，由于国有股股东普遍不到位，严重削弱了股东对经理层的约束，上市公司没有分红派息的压力，外部股权融资成本成为管理层可以控制的成本，所以债务融资的顺序明显排在股权融资之后。所以我国上市公司在进行融资时通常按如下顺序进行：内部融资、外部股权融资、负债融资。

　　第四，从理论上分析，代表盈利波动的三个变量似乎存在多重共线性，但根据逐步回归的结果，三者全部纳入模型之中，并且通过了t检验和拟合优度检验。我们还可以看出盈利波动因素与资本结构除了依假设呈负相关关系外，三个变量的纳入说明该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很大。

　　五、启示与建议

　　第一，从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上市公司在选择资本结构时没有考虑非负债税盾和资产担保价值，而国外的研究和实践表明这两者对公司资本结构的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之所以在存在资本结构与这两个因素相脱离的情况，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完善。在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情况下，国有股股东为了保持自身对公司的控制权或者将风险更多地转嫁给债权人，就会强迫公司管理者作出非理性的融资决策，结果是举债远远超过公司的资产担保价值，而且在公司折旧较多的情况下，仍然大规模举债，没有充分发挥债务的利息的抵税作用。因此，必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改变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给予公司管理者以充分的自主决策权，才能保证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

　　另一方面，由于2001年银行采取谨慎的贷款政策，使得公司抵押贷款的机会下降，所以上市公司可能会较少的考虑抵押贷款融资，因此这也可能导致资产担保价值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显著。

　　第二，对上市公司而言，要注重利用资本运营来优化资本结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首先应立足于所处的行业，并因企业不同的成长周期，采用不同的资本运营决策，调整自己的资本结构；其次应结合企业的规模、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等进行合理的资本结构组合和优化，既要满足企业的盈利目标，又要避免财务风险；再次应选择最佳的资本结构，除了要考虑资本成本、财务风险外，还要综合考虑其它的影响因素，如企业的资产结构、税收因素、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态度等；最后，资本结构优化应保持合理的举债能力，这不仅体现企业的实力和竞争能力，也能为企业带来财务杠杆利益，有利于企业盈利和资本保全增值，实现企业的价值最大化。

　　第三，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八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这八个变量的回归误差为总误差的43%，模型的拟合优度不是很理想，原因是我们在进行研究时主要考虑了公司的内部因素而没有研究公司的外部环境因素，如：通货膨胀、利率、税收等因素，所以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有待于对外部因素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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