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了与物价水平相关的中期相对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M3年增长率的参考值 （至今一直为4.5%）与以前联邦银行货币供应量目标很少相关。1999年以来实际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除2000年中至2001年中期以外，明显高于此参考值。第二支柱为物价发展预测，包括一系列经济指标和财政市场指标，这些指标（如生产和进口价格，定单情况、业务景气指数、预算余额、汇串等）对物价发展提供早期信号。

　　欧洲央行这一构想受到批评，因为它难以理解，难以作为中介，此外两个支柱有时发出不同信号。例如 2002年超过目标的货币供应量指标引发了通货膨胀危险，而其他指标则表明经济发展困难以及通货膨胀率降低。欧洲央行借鉴这些经验，为2003年战略制定新的评价体系，是否有变化尚待观察。向以直接通货膨胀目标为优先战略的过渡值得推荐，因为此目标易于向市场和公众传达，也易于检测。此直接通货膨胀目标应为约 1％-2.5％，比欧洲央行稳定标准稍微宽松，以便使更多灵活性成为可能。

　　欧洲央行利用多种渠道，如新闻发布会、月度报告和因特网，向公众解释其货币政策。央行行长和其他领导定期向欧洲议会提交报告。虽然一项研究表明欧洲央行94％的货币政策决定被市场正确接受，但总是有人指责欧洲央行应增加透明度以及与公众的沟通。欧洲央行也采纳了一些建议。从2002年起，央行每半年公布其专家的通货膨胀及经济增长报告。欧元区统计数据基础尚待持续改善，以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更高透明度的要求，如公开欧洲央行理事会的会议记录不应被采纳、因为公布表决情况容易给理事会成员施加压力，危及欧洲央行独立性，并可能引发各成员国央行行长的国家倾向。

　　四、财政预算约束与经济政策协调

　　联盟成员国的财政预算赤字在1993~1997年期间平均从占GDP的6％大幅降到占GDP的2.6％。1998年 11国中大多数达到标准，没有理由担心总体难以达到标准。在联盟启动后，各国财政预算赤字率和国家债务率 （国家债务／GDP）平均继续下降。1999和2000年度的良好经济景气对此有所帮助。由于提高了财政预算约束，欧元区总体国家债务率在2001年底下降到69.5％。这项指标此前的几十年都不断上升，至1996年达到75.3％的峰值。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的债务率还一直高于 100%，令人失望的是，2000年以来意大利的债务率稳定，而希腊的债务率还一直有所上升。与此相反比利时取得持续进步。各国债务率的降低被视为显著成就。

　　基于1000和2001年度的弱经济景气，德、法、意、葡的预算赤字上升到《稳定与增长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的危险区。欧盟委员会在葡萄牙（2001）和德国（2002）的预算赤字超过规定标准（占GDP的3％）后提起子司法诉讼。欧盟对德国的警告2002年春失败，因为欧盟财长会议拒绝了欧盟委员会的相关请求，德国财长艾歇尔承诺到2004年平衡德国财政赤字。欧盟财长会议是否对德国制裁，取决于2003年5月德国平衡财政收支的进展情况。2003年初，法国也受到警告。

　　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则批评《公约》的规则过于僵化，但为了不引起对货币联盟的信任损害，不适宜放弃或放宽对公约的遵守，建议灵活运用。公众和政界广泛深入讨论后，欧盟委员会2002年11月对公约作了更好解释。重要的一点建议是，在经济景气好的年份预算赤字最少降到零，为经济不景气时的财政政策灵活运用做准备。此外今后还要区别经济景气型赤字和结构型赤字。结构型赤字国家有义务降低结构型赤字，评价财政状况时今后要顾及现存赤字状况。为贯彻建议需加强欧盟委员会监督，它应有权不需财长会议同意对不稳定预算的国家提出警告。总体上对欧盟委员会的建议评价是积极的。

　　预算约束是联盟的支柱之一。公约的标准原则上将来也有效。首先，这涉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公约的任务就是避免过松的财政政策造成对货币政策的过高要求。这种情况的风险在于，各国过高的预算赤字将引起联盟的通货膨胀，进而使欧洲央行提高主导利率。其次，联盟内的财政政策有个传递问题，因为赤字过高者不会再受到汇率和利率波动的惩罚，所以不稳定的财政政策作用结果就会向整个欧元区扩散。

　　欧洲联盟条约中规定欧盟及联盟成员国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有义务紧密协调经济政策。每年约定一致的“经济政策方针”构成协调框架。方针的目的是保障面向增长和稳定的欧盟宏观经济政策，但方针只是建议性质，惟一具体的联盟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协议就是公约。

　　但对更多协调的要求超出了公约范围，如在欧盟委员会方面。因为联盟的货币政策已集中化，而财政政策和其他重要政策领域仍继续掌握在各成员国手中。由此证明需要一种更紧密的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以避免内部市场内效率损失和无序竞争及其增长趋势。协调的拥护者呼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间的“最佳政策配合”，欧洲央行的独立性首先限制了这一愿望。两个政策领域内的行动者就其行为经常交换意见，至今被证明是有益的。

　　联盟的财政政策外的经济政策协调虽然值得努力，但对联盟的运作不是必需的。此外经验表明，在联盟内的协调有一定界限，因为协调是自愿的和结果公开的并取决于政治意愿。财长委员会成员的平等决策手段也经常被证明是“不尖锐武器”。也要看到，各国政府在联盟启动后仍能分别实施结构政策（除预算赤字标准外）和财政政策，所以至今仍然很缺乏经济政策协调就不足为奇了。

　　对改善政策协调的一个建议是，将欧洲财长理事会内欧元12国的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小组升格改组为隶属于欧盟决策委员会。反对者认为，这样在欧洲财长理事会外又形成了一个决策委员会，增加了欧盟分裂的风险，因为2004年欧盟扩大后，非联盟国家有13个，将超过欧元国。这样欧洲财长理事会金融市场决议对欧元国就无效了。结论是，这种机构改革即不必要也难以取得成效。

　　五、货币联盟内部的经济增长

　　在联盟的前两年，联盟国家取得平均年2.8%和3.6％的良好增长率，是90年代以来最好的。令人失望的是2001和2002年增长率停滞在1％左右，缓慢增长几乎与美国平行。所以希望欧元国发展与美国脱离的愿望没有实现。联盟启动以来失业率有所回落，但仍明显比美国高。国际比较看，联盟的前四年欧元国的平均增长率为略高于2％，比美国（2.5％）低，也比英国和瑞典低。

　　2000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的战略目标——至2010年把欧盟建成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基础上的经济区，对欧元国并不适宜。这与欧盟国经济政策问题相关，与欧元国无关。相反，至少从长远看。联盟明显改善了欧洲的增长条件。首先，企业由于取消汇率风险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赢得更多安全性，节省了汇率费用。其次，联盟提高了价格透明度，由此增加了竞争。在信息技术全球化和飞速进步的同时，联盟显示出是企业结构调整和重新定位的重要催化剂；就像2000年前出现了众多企业兼并现象。第三，联盟向相对低利率的德国持续的利率趋同化，为高利率国家持续带来低利率，从而促进投资和刺激增长。这一点尤其是对爱尔兰、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有作用。

　　1999-2001年的欧元低汇率对增加景气的作用受到欢迎。不利方面是欧元低汇率使各国政府视之为依赖而不急于采取结构性改革行动。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和证明，为什么期望欧元区加剧的竞争将加速必要的联盟国家结构性改革进程为时尚早的。虽然多数联盟国家2000年和2001年都降低了收入税和企业所得税，但中期税收减负计划（如在德国）并未持续贯彻。继续促进增长的税收减负是必要的。从里斯本会议的目标看，需要对社会保障体系及劳动市场进行重大改革，特别在最大三个国家——德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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