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完善。 1997年 12月 17日基金执行董事会批准创设“补充储备贷款”（ Supple ment Reserve Facility，S RF）。该项目贷款即为对由于突发的和破坏性的市场损失在其资本帐户和国际储备中发生巨额短期融资需要而面临异常国际收支失调的成员国提供国际财政支持而创设。（4）应考虑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当有权公平地参与国际经济决策和规则的制定。那么，基金协定的加权表决制就应该做出改革，可以首先通过增加份额的方式，然后逐步增加其权数，同时，尽量缩小特别多数票决议的种类，以寻求一个相对合理公平的决策机制。

　　第四，基金组织不能死抱现时协定中框架式的职能规定，而应转变职能，在立足于汇率管理、国际收支平衡协调的同时，把重点放在缓解金融动荡、防范金融危机的措施中。为此，基金组织必须建立新的适应全球化要求的金融监管合作体系。（1）要确立新的监管目标，汇率危机的预警要求应该是新监管目标的核心，基金协定明确提出了基金组织具有对于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实施监管的权力，并可以向成员国提出有关建议，由于金融风波的时起时伏，危机的预警系统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基金协定对传统的监管领域同样应该加强：其第4条磋商应该集中于那些与基金组织行使“对成员国汇率政策的监督，”职责有关的主要问题；对资本项目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更加紧密地注视那些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的成员国变化情况；如果某些重要的经济政策是在超国家当局的水平上制定的，而且可能会对一些国家的国内经济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基金组织将继续加强其在地区监督方面的作用。（3）应该对于已经量化的成员国信息统计资料建立管理标准，并就一般标准和特殊标准的范围、频率、及时性、完整性、质量等款目对成员国跟踪调查这是保证及时磋商，准确监管的前提。目前，基金组织已建立数据公布特殊标准（the SpecialData Disse mination Standard，简称 SDDS），从四个侧面对成员国实际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对外部门分别作出范围、频率及时性等方面的统计，使希望与可行性之间的平衡恰到好处。“为了使这一特殊标准能得到成员国认可，基金组织应该规定一个执行的过渡阶段，使接受特殊标准的成员有时间使其统计政策与特殊标准完全接轨。（4）基金应该引进一些特殊的磋商制度作为监管方法，如理事会可以就个别成员国令人瞩目的发展状况及附界经济金融市场发展定期举行会议，基金组织在 1998年 8月针对银行及金融危机发表的关于资本市场的年度报告中加强对金融交易的监管等等，类似这样的措施对于加强基金组织的监管力度是非常必要的。（ 5）注意同其它国际经济组织合作如与巴塞尔委员会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合作，取得国际经济市场监督的有机协调与一致，应该是世纪之交基金组织监管制度的重要举措。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面对跨世纪的机遇和挑战是否应重构国际货币关系的法律规范？应该说，现行的国际货币法是以基金协定为基本框架，以各国货币法中具有域外效力的部分为主要内容，而形成的集公法、私法于一体的体系。一方面，就货币法本身而言，其基本原则和规范的确立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另一方面，就货币法调整的客体来看，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出现，带来了新的规则。所以，重构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货币法是当务之急，这种重构应该伴随基金协定的修改做出。实际上，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加强基金组织监管职能和援助行动，大规模增资和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等措施，已经是国际货币法重构的开始、如果对今后的发展作出一个预测的话，那么树立新国际货币准则是根本。建立一个合理的汇率制度以恢复稳定与信心，建立一个有效的对等的和公平的调节程序以保证高水平就业和增长率以及世界贸易与投资的巨大扩展，使所有汇率变动、国际收支调节及资金的国际间流动都有一定规律可循，这是核心。其次，应坚持普遍参加和民主管理的原则，领导机构表决权不能单纯按资本份额来分配应保证各国通货可以兑换为真正的国际通货。另外，一个有效的国际货币法应在各国货币法间加强合作且有约束力的规则与惯例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在储备货币的选择上，要避免使国际金融组织的储备资产和主要的国际交易手段局限在一国货币上，应建立一个国际货币单位，使之成为国际支付手段和主要储备资产，发行并管理该国际通货的国际金融机构作为最后贷款者，保证足够的国际清偿力以满足适当的分配。

　　三、适应国际经济发展要求的中国金融立法

　　中国履行基金协定的义务，既是国际组织对成员国的法律要求，也是中国抓住跨世纪发展的机遇，通过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潮流并进而力争步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列的必然选择。这首先是因为基金协定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至今都是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条约之一，是调整国际货币关系和外汇交易规则的唯一的国际性法律规范。由它所创立的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一起被誉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经济支柱，任何对基金协定的法律义务予以放弃的行为都是不明智的。其次，遵守基金协定的要求是一国与其它重要国际组织进行合作的前提，如世界银行集团中无论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还是国际金融公司，都要求一国在加入时必须首先是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那么成为基金组织成员国并遵守基金协定的义务已成为各国最基本的国际法律义务，是它们进行国际经贸往来的大前提。如果仅仅把履行基金协定的义务看成是自己国家宏观货币立法、外汇交易规则、金融监管机制良性运作的成本甚至阻力，就只能说明该国在参与国际金融事务游戏规则时的被动切入。必须看到，基金协定同时也赋予了基金组织明确的义务，成员国队伍的扩大，只能意味着基金组织责任的加重。紧紧抓住基金组织的义务要求，在强化和完善国内金融立法的同时，充分把握根据基金协定得到的权利，以获得在国际货币关系中的主动权，有利于改善本国的国际环境。1997年的香港回归大大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带来了基金组织能否对中国予以特别增资问题。在 1998年初，在基金的借款总安排实施过程中又达成的借款新安排协议中，25个参加方已有了中国香港一席之位，说明基金组织已把中国香港地区视为信誉高的一组国家和地区中的一员，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其商业银行资产的风险适用低风险权数月由于香港的回归中国而使基金组织增加中国的份额应该说是合理合法的。从基金第11次份额总检查后的增资来看，中国的位置虽然仍居第 11位，按份额已增至 46. 872亿特别提款权，占基金组织总份额的 2.211％。中国目前在国际金融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使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和研究中国货币金融立法的完善问题。

　　中国金融立法的完善，从根本上说，首先应考虑金融制度的变革与完善问题。笔者认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中国金融法应该是一个主体健全、经营自由、监管严格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法律制度，是以货币金融法、投资金融法和贸易金融法为框架的法律体系。如果以基金协定对成员国的义务要求来衡量，中国的货币金融法可以说已经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的集臼，而建立起了符合国际货币关系要求的，以市场经济为调整对象的法律体系。（1）以 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为标志，确立了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调控体系，保证科学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领导、管理和监督金融机构；维持金融体系的安全、有效运行。（2）作为 90年代前期外汇体制改革的成果，1996年通过的《外汇管理条例》及其 1997年的修订，初步形成了符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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