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出现了危机。然后，巴西摆脱了赤字，赤字跑到了体系内的其他某个地方。因此，危机是全球储备体系所固有的。

　　第四步，在目前的经济衰退中，全球储备体系导致的通货紧缩趋势日益明显，而它通常只能靠美国消费者的高消费来加以抵消。那些需要投资、需要增长的穷国才需要借钱，才需要超支生活，因为它们在投资。但是，环顾世界，哪个国家在用透支的方式生活？这就是美国，它的贸易赤字将近4500亿美金。我们的全球储备体系允许（人们也可以论证说，实际上是迫使）美国这样做，年复一年地进行透支性消费。

　　上述推导过程仍然充满疑问。第一步的说法就存在明显的偏颇，近30年来国际货币的无本位和非黄金化，以及经济全球化两个因素，导致全球的通货膨胀或紧缩状态主要地取决于美元等世界货币的供应量，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性通货膨胀，以及21世纪初期以来的全球经济增长性衰退的形成，剔除技术进步等因素，本质上是一种世界货币供需失衡的现象。因此从全球范围看，美元及美元资产所提供的明显过度的国际清偿力，以及美元和美元资产的升贬，是全球性物价波动的最主要因素。斯氏在此将全球清偿力的过剩导致美元贬值，隐含地偷换为部分国家拥有大量的储备，并且这种储备导致全球通货紧缩，实际上反而分散了人们对全球物价波动问题的注意力。

　　第二步到第三步时，也充满着戏剧性的逻辑冲突。斯氏不太恰当地将全球通货紧缩归结为全球储备太多，而不是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的泛滥以及目前美元泡沫的破裂。因此斯氏试图谴责国际收支盈余国是必然和衍生出来的有问题的推论。但即便承认斯氏的上述推论成立，恐怕在第三步中，解释盈余和赤字的形成时，也明显地比较牵强。在斯氏看来，因为一些国家有盈余，因此从全球体系看就一定会有国家有赤字，似乎为消灭“全球储备体系的通货紧缩倾向”，为消灭不幸的赤字国家，就必须惩罚盈余国家而非赤字国家。在这里斯氏明显地将盈余国和赤字国对立起来，隐含地将国际收支失衡看做一种纯粹的、短期的货币现象，这是20世纪中期相当流行的观点。但他明显地忽视了，一国的国际收支失衡，绝非单纯的货币现象，而和该国的经济结构变迁有密切关联。IMF和世界银行集团也正是因为逐渐意识到全球国际收支问题不是单纯的货币问题才更紧密地合作起来。东亚地区，包括日本、四小龙、四小虎和中国大陆先后出现了持续的盈余，并非拜那些所谓赤字国之赐，而恰恰是由于东亚的制造业始终不断地持续地崛起所造成的。拉美国家持续的赤字，也似乎很难归咎到东亚享有盈余的头上，拉美经济体巨额赤字的形成有其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斯氏仅从抽去了时空的纯货币角度来思考和谴责盈余国，不仅逻辑上显得牵强，并且和其先前的观点自相矛盾。如在其所谓“全球储备体系导致了资本从穷国向富国流动”的论断中，斯氏似乎隐约建议一国借款太多赤字太多实际上对自身没有好处是帮了美国；而在这里则一国有赤字，似乎至少和有盈余相比更值得同情。但他可能忘记了，其论点一中，恰恰是将赤字和一国的借入储备悄悄地划上了等号。

　　第四步中，因为斯氏形成了全球的通货紧缩罪在全球储备闲置；储备闲置罪在主要盈余国，赤字国较之盈余国更值得同情这样一个观念，才使他得出了美国的庞大赤字和透支消费是挽救全球因过度储备而导致需求不振的最后的“高消费”。而事实上近年来全球的通货紧缩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美元及其资产泡沫的破裂的结果，这种泡沫破裂又可以前溯到美元及资产在全球的过度输出。因此，与其谴责全球储备体系和盈余国造成了所谓通货紧缩和金融体系不稳定，不如谴责世界货币的供需缺乏起码的国际准则导致全球物价波动无序更为恰当一些。也因此，解决斯氏所称的“全球体系有紧缩性趋势，并有极强的不稳定性”的关键，不在于想方设法地如何消除盈余国的盈余，而在于主要世界货币发行国展开多边合作，形成起码的国际货币发行准则，阻止这些国家依仗金融霸权对全球经济无度地索取铸币税。

　　质疑三：全球货币可以消除现有体系的通货紧缩，而竞争性多元主义值得鼓励。

　　斯氏的第三个论点核心内容在于创立全球货币，以及推动经济性多元主义的出现，其分析过程如下：

　　第一步，在斯氏看来，有一种安排可以替代现有的制度，即一种全球货币，斯氏认为它会增加流动性，并消除现有体系的通货紧缩趋势，而又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据斯氏所称，这一新制度的原则已经为人们所接受，这就是特别提款权（SDR）。当某个国家最终用光了其储备金时，它可以使用这一基金；斯氏建议目前这种特别提款权制度的偶尔使用应该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同时提供多种功能，既可以消除通货紧缩的趋势，又可以帮助实现全球金融稳定，还可以为包括发展在内的全球公共品提供资金，估计这些公共品需要额外资金约500亿美元。

　　第二步，斯氏设想的全球货币的制度安排可以以俱乐部的形式出现，在这个俱乐部里，每个成员都同意向其他成员提供援助，其数额相当于其储备金。据说斯氏进而能想像出，如何设计出一种框架，使得每个人都愿意加入这个俱乐部。该俱乐部可能只同意保存成员国的储备金，这样一来，就会迫使每个人都要求加入。

　　第三步，秉承这样的思路，斯氏建议应该创立亚洲货币基金，作为现有制度扩展的亚洲金融体系，可以成为上面所讨论的新型全球金融体制确立的基础，而且已经是一个特别好的基础。从这里起步，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全球体系，因为，亚洲国家已经有了大量的储备，它们可以共享彼此的储备金，其下需要建立固定汇率制度，它们还可以互相监督。斯氏乐观地认为，新体制要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有的监督机制好得多，因为亚洲各国不仅彼此对其他国家的独特制度特点有着更多的了解，而且，它们的经济视野也要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借助第四磋商条款所达成的更为广阔。简而言之，新的监督机制将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其目标更为广阔，所使用的经济模式也与众不同。有时候，人们把这种观点称之为竞争性多元主义。在这里斯氏举例说，在相互的依赖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各国应考虑一下相互援助的动机。例如，美国成功地向包括德国在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成员国施加了压力，使之同意援助墨西哥；但是，在泰国出现危机时，它却没有帮多大忙。这是因为，在墨西哥的危机中，美国意识到自身的巨大利益受到了威胁；而当泰国出现危机时，它却公开表示，那里的危机不会导致太大的经济后果，不值得给予同样水平的援助。斯氏认为有了亚洲金融体系，就会抵消这一类特殊的、一直统治着国际金融机构的救助思维定势。

　　在这里，斯氏的论述也十分有趣，值得剖析。第一步，全球货币是否能够创立出来？人类对全球货币的梦想由来已非一日，SDR从1969年创设以来，一直作为国际流通手段的一个补充，以缓解某些成员的国际收支逆差。但是成员有义务提供经济资料，并在外汇政策和管理方面接受该组织的监督。但30多年来SDR的发展并非如斯氏所称被广泛接受而是步履蹒跚，如果SDR能被设计为全球货币，并按斯氏的设想去做，能否克服现有全球储备体系的问题呢？首先目前通货紧缩恰恰不是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而是美元等世界货币的流动性过剩导致的泡沫破裂问题，因此将SDR设计为全球货币既看不到进一步增加国际清偿力的必要，也恐难以解决全球通货紧缩问题。其次是事实上从1980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已经几乎没有向发达国家提供过融资便利，如果储备耗尽的经济体如此可以频繁设置无节制地使用SDR作为支付手段的话，那么显然将使作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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