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国别和地区作为限定系统边界的标准，而是将金融产业的内生性外部效应的强弱作为衡量系统规模和层次的尺度。可以说，金融地域系统超越了体制的藩篱，从根本上承认了各方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地位，这也意味着金融地域系统内部不仅存在金融核心与金融腹地之间金融功能的分工，也存在直接金融腹地与拓展金融腹地之间金融地位的差异。
金融地域系统是相对完整的地域空间体系，同时也是由诸多细分的地域单元聚合而成的实体空间。金融地域单元系指小范围的、易被认可的地域空间组织，尽管不同的金融地域单元特征各异，但都拥有金融地域系统所需要的全部构成要素，以金融产业为主要物质内容，以金融地域运动为作用形式，反映金融核心与各地域间灵活、自由、开放、动态的金融关系，
香港次高级金融地域系统同样是由许多金融地域单元共同构建的集合，任何一个金融地域单元也都是金融核心香港与其金融产业辐射地域的组合结果，由于各金融腹地的地理条件千差万别，金融产业成长水平参差不齐，距离香港有远有近，与香港的基本关系疏密有别，对于香港金融产业辐射的接纳和吸收必然强弱不均，从而导致各金融地域单元在大小、区位、核心与腹地的交通方式和关联强度，以及双方金融地域运动特点等方面都呈现出差别性，“港粤”金融地域即是香港次高级金融地域系统中一个重要、独立、完整的单元，或者称作香港次高级金融地域系统的子系统。
“港粤”金融地域单元是由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与中国广东省，在金融关系的衔接下融合而形成的地域空间组织，二者分别扮演金融核心和直接金融腹地的角色。“港粤”金融地域定位于系统单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明确了“港粤”依附于生机勃勃的香港次高级金融地域系统，与该系统的生命周期息息相关，并受到系统内其它金融地域单元发展状况的影响。在香港外溢的金融资源有限，并由金融帕雷托效率机制引导金融资源运动的基本前提下，广东与台湾、韩国、东南亚，乃至大陆其它地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表明，由于地域条件的独特性，决定了“港粤”具有独特的金融空间结构和金融运行模式，在香港次高级金融地域系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金融功能，这也是其它金融地域单元所望尘莫及的。 三、最适货币区理论与粤港货币一体化
最适货币区是指采用单一货币或者几种货币保持固定汇率、对外联合浮动的区域。“最适”是从宏观经济目标——保持经济内外均衡的角度来定义的，其中内部均衡是指充分就业和通货稳定，外部均衡是指国际收支平衡。
最适货币区理论是在关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50-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可调整的固定汇率机制基本上运作良好，但是，弗里德曼和素门等一批经济学家仍极力主张推行浮动汇率制。而以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则竭力推崇固定汇率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学者认为：不能笼统地抽象地谈论汇率制度的优劣，应当结合某种经济特征来判断汇率制度的优劣，于是，最适货币理论应运而生。
关于最适货币区的理论研究，有两种思路和方法：其一，着重分析组成最适货币区的标准或条件，补称为“传统分析”；其二，着重分析参加货币区的利弊，被称为“收益成本分析”。下面着重就粤港货币一体化的条件进行分析。

四、粤港货币一体化的条件分析

根据传统分析方法，货币区得以建立的主要条件有：
第一、生产要素具有高度流动性。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性越高，汇率频繁变动以纠正外部不平衡的必要性越小。因为这种失衡可以通过资本由贸易顺差地区向贸易逆差地区流动以及劳动力由高失业地区向低失业地区流动来缓冲和消除。
第二、高度开放且相互贸易关系密切的小型经济。经济开放程度可以由社会总产品中可贸易商品与不可贸易商品的比例或者进出口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比例越高，说明开放程度越高。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难以采用浮动汇率，其理由是：（1）由于经济高度开放，汇率稍有波动，就会引起进口品的国内价格波动，进而导致国内价格水平波动，或者为稳定国内价格而引起更严重的失业；（2）开放经济中人们缺乏“货币幻觉”，货币贬值后人们会明显地感到实际收入减少，因而要求增加工资，这会引起生产成本上升，抵消汇率贬值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的效果；（3）由于消费对进口品依赖很大，所以需求弹性低，这样为纠正某一水平的对外失衡所需汇率变动的幅度也就相对较大。由于上述原因，相互贸易关系密切的开放经济组成货币区对经济内外均衡更有利。
第三、出口高度多样化。西方学者凯南提出以低程度的产品多样化作为确定最适度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一个产品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将是多样化的，而出口多样化程度越高，这个地区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越强。因为多样化程度高能够对外部冲击产生平均化效果，即对不同出口产品的不同冲击会相互抵消而使出口收益相当稳定。因此产品高度多样化的国家可以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产品低度多样化的国家则应在弹性汇率制度下组成最适度货币区。
第四、通货膨胀相近。通货膨胀率差异是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和汇率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如果有关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趋于一致，相互贸易条件稳定，就有助于避免国际收支失衡和汇率波动，从而，可以形成最适度货币区。
第五、政策高度整合。经济政策协调是货币区内部的固定汇率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前提。政策协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参加货币区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博弈，必然受到有关各方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影响。如果货币区参加者的经济政策相互矛盾，相互磨擦，政策协调就难以顺利进行，货币区也就难以维持；反之，如果各参加者经济政策的目标及取向一致，就可避免采取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政策，减少磨擦成本，维持固定汇率。
上面五项条件，每一个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客观要求，但仅以其中某一个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又存在着片面性。因此，只有把这五项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对区域货币一体体化问题作出比较圆满的解释。也就是说，若干国家或地区只有基本具备或大部分具备上述各项条件，才适宜组成货币同盟，采用固定汇率或者单一货币。下面我们根据这些条件来分析维持港元与人民币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是否适宜。

（1） 生产要素流动程度
广东是内地与香港唯一水陆相连的省份，经济人文联系历史久远。香港的工业化起飞于60年代，70年代后香港经济在逐渐丧失土地、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的同时，产业升级后继乏力，在比较利益的经济规律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工业惟有另寻出路，70年代末以前，东南亚、非洲和南美等地是其主要投资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得风气之先，依据与香港分处于经济水平相异的梯级，利用中央允许的各种优惠条件和灵活措施，逐渐成为香港资金投资地的首选。同时，广东也充分借助香港国际自由港的地位而兴办企业，相互投资有效地提高了“港粤”双方的经济利益。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粤港澳经贸合作时间最早，速度最快，取得的伟大成就，堪称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区域合作典范。在资本流动方面，虽然广东严格的外汇管制与香港“自由港”有着不同的金融制度，但两地长期以来形成的相互渗透型特殊经济形态，促进了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的经贸合作关系，导致两地资本流动逐渐升级。　 
据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的统计，1979～1999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1,106.73亿美元，其中港资为766.01亿美元，所占比例高达69.21%。同期广东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865.81亿美元，其中港商直接投资644.29亿美元，所占比例为74.41%1。香港企业在广东的投资主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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