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兄弟阿启接替了他(30)。又如19世纪60年代，在九江设分行时，出任买办的也是广东人阿明、梁南记（Agunn,Leang Nan Chi）等(31)。有些口岸出现“非广东籍买办不能参加”的商业组织(32)。甚至琼记在日本横滨、越南西贡设立洋行时，起用当买办的也是广东人(33)。

以广府商人为主体的买办阶层，因中国新的贸易格局而兴起。在增加通商口岸，废除旧行商制度，扩大中外贸易的形势下，买办已不是一般所说的从事为外国人采购日常生活用品的特许代理人，而是代替原先的行商充当与西商合作的中国商人。西商到被迫开放的新口岸，就犹如当年初到广州时非得到十三行商人的帮助不可的情形。因此，在广州半官方的行商制度下历练中西贸易的业务，具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的广府商人，自然是充当买办的首选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非他们莫属。而此时的买办，已与往时不同。他既是为外国商人所雇用，充当其帮手；又不同于完全听从主人的雇员，因为他们允许同时有经营自己商业的独立性。这一特殊的身份，使买办便于从西商处学习其一套崭新的商务知识，又可利用其充当帮手、受西商庇护的角色，发展自己的商业。历史传统使粤商成为天然买办的主角，在各通商口岸称雄达四十年之久，直至19世纪80年代以后，才先后受到宁波买办和江苏买办的挑战，并随着西商对中国商情的熟悉，对买办的依靠日减而逐步衰微。

在19世纪40、50年代，中西间新的贸易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加之1850年11月太平天国发动起义以后，社会处于动荡之中，中西贸易无法走上正常的轨道。这期间，已经被废弃的行商制度依然以其惯性运转(34)，因为旧的一套，是“南京条约”后充当买办的粤商所熟悉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辟，广商更纷纷到新开的口岸充当买办。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之后，社会趋向稳定，中西贸易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贸易额不断扩大。买办通过收取佣金、经营私人商业等，积攒了大量的财富。他们以附股的形式，在外资企业中占据相当可观的份额。例如，据1882--1891年《中国海关：海关贸易十年报告》说：“听说一些外商公司的股票，至少有40％掌握在中国人手里”(35)。西方的学者曾指出，“许多由外国人控制的公司，中国人握有的股份占很高的比例，中国人还据有董事会的席位”(36)。1866年海关贸易报告中甚至说:“我相信,在当地（上海）的轮船公司中，大股东都是中国人”(37)。拥有百万巨资的买办，不乏其人。例如，香山县商人郑观应，在19世纪末单在近代企业，就已可能投下了40万两银子(38)。唐廷枢早年着力于轮船业的投资，其他的一些行业（如保险、货栈、码头等）也有所插手。单1877年在开平煤矿投下的资本便达约30万两。(39)徐润光绪9年（1883）拥有的资产也达3,409,423.3 两(40)。学者对买办的总收入，有种种估算(41)。据王水先生的估算，自1840 年至1894年，买办的总收入为49300万两(42)。这其中粤人买办究竟占有多少，因记载的缺略，难以作出确切的估计，但从粤人买办人数之众，且称雄约40年看，其收入应占此数额的大半。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正是积累巨资的广府人买办，在上海等口岸极力推进民族航运业近代化，以力图和西商抗衡。中华民族的蒙耻是因西人打开国门时用利炮坚船而感受到的。也正是西方列强以利炮坚船开路，再辅以外交之运用，取得条约特权，置我于任其宰割境地。因此，仿制西方的轮船，自然也成为商人关注的焦点。在洋务派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从加强防卫出发，进而军用与通商兼顾，筹划与推动仿西方制炮造船之时，即同治6年（1867）春夏间，最早在上海学西方的商业体制，发起组建华商轮船公司者，是首位留学美国，回国后曾在香港当律师，继而在上海当过买办的香山县人容闳和淮南名绅、沙船主许道身联合提出的。稍后即同治7年，商人最早提出请求允准购买轮船四艘，以承办漕运者，也是粤人吴南记。吴南记，又名吴南、吴炽昌。在60年代初，就在“夷人处作伙”，“熟悉商务”，“通晓西国语言文字”(43)的“广东帮人”(44)。如果说，他们还停留于倡议、计划，尚未付之于行动的话，那么当过大英轮船公司买办的香山商人郭甘章，在70年代初已在香港拥有多艘轮船，开始从事航运业了(45)。

至于买办以附股的形式参加外商在中国创办的轮船公司,则早已经开始。在19世纪50年代，广州地区就已有华商投资于轮船业。他们所采取的悬挂洋旗、雇用外籍船员的办法进行经营(46)，是因为国内尚无以华商的名义自行投资的规章和经营的环境，是因为缺乏政府的保护而不得不采取此策。60年代附股于外轮公司者，更是屡见不鲜了。例如，外商在上海成立的旗昌、公正、北清三家轮船公司中，买办商人的投资就占了全部资金的三分之一(47)。公正轮船公司是由买办香山人唐廷枢、郑观应、郭甘章等共同创办的。唐廷枢不仅在公正，而且在北清轮船公司也有投资，并同时任两家公司的董事。他自1869 年起注意力日益集中于轮船的投资(48)。1870年他投资三万两于“南浔号”，由怡和洋行经营。随后三年他又投资于另外两艘轮船，其中一艘由琼记洋行经营。1872年，当怡和洋行将其船运业务合并于华海轮船公司时，他被选为董事。唐廷枢投资的轮船有：苏晏那达号（Suwonada，属琼记洋行）、女神号（Norna,未见有他股份, 由他拉给怡和经营）、洞庭号（Tungting，属马立司洋行）、永宁号（Yungning）、满洲号（Manchu）、汉阳号（Hanyang）和南浔号（Nanzing）等(49)。华海轮船公司在成立前，这家洋行的船舶代理部就设在唐廷枢的事务所内。在这家公司中，一期股本1650股,他一人独买400股，几乎占有公司股本的四分之一，是最大的股东之一，担任了公司的襄理。他还“在港集股银十万元，先租两船，来往港沪”(50)。他们之所以甘于附股是出自无奈。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既无成例可循，独立的公司也难以立足。
尽管在洋行学得西方商战知识，并利用依附洋行进行独立经营之机积累资本的买办商人如容闳、吴炽昌等，曾建议或申请创办民族轮船公司，但都得不到官方的支持。唯由洋务派官僚李鸿章等筹办并委派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主持下的招商局，才成为他们实施其理想、抱负，施展其才能的舞台。招商局因此成为与西方进行商战的具体表现。

同治11年（1872年）由李鸿章委札朱其昂任总办的招商局，因得不到商人的信任，处于难产之中。值此时，“精习船务生意”(51)，“才识练达，器宇宏深”，具有管理新企业的知识和能力的唐廷枢，为李鸿章所看中，于同治12年（1873年）委他为招商局总办，由他主持局务。他之所以被李鸿章青睐，还有一重要原因，即为了招徕粤商。在此之前半年，为了吸引粤商，李鸿章已经通过应宝时拉拢广东籍的上海知县叶廷眷入局，以便向粤商筹资。此时委任唐廷枢，也含有同样的目的。唐廷枢果不负所望。由于他的影响力，粤商踊跃投资，纷纷入局。他提出的六名商董中，有徐润（上海商董）、刘绍宗（汉口商董）、陈树棠（香港商董）和范世尧（汕头商董），包括他自己在内五人都是广东人，其中四人为珠三角人。除范世尧背景不明外，唐、徐、刘、陈均系买办。另外两位是官员，即朱其莼，浙江人，宋缙，籍贯不明。广府商人不仅实际上控制了招商局的董事会，而且被安排到局下的各级机构。据说“执事者，尽系粤人”(52)。总局、分局，以及各栈各船的总管，“非唐即徐”(53)。由于粤商的支持，前任朱其昂时资本筹集，一筹莫展的局面，很快被打破。“初时奉发公帑及新旧所招股本仅有60万两。”当唐廷枢、徐润接手后，资本不断扩大。徐润本人先后投资有48万两(54)。唐廷枢不仅作了投资，又将前面提及的由他投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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