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王同春时期，要推究王同春成功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时河套地区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引黄灌溉的需求，有利于王同春的修渠事业。
当时，清封建统治者对蒙地实行的民族隔离政策早已破产，而又未能在蒙地建立直接统治。河套地区的直接统治者蒙族王公不习农业，为了增加收入，他们将土地大量出租，因而这一地区“私垦”非常普遍。同时，山、陕等地农民破产流亡到蒙地谋生的日益增多，为河套地区的垦辟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是，河套区地区处于我国半干旱地带，肥沃的冲积黄土层如无水灌溉则等同石田，因而数以万顷计的土地迫切需要水灌溉。王同春适应河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利用当时有利的社会环境，积极吸收宁夏引黄灌溉技术，大胆在河套地区进行引黄灌溉实践，成为河套引黄灌区的创始人。

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权力无所作为，这在客观上切合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有广大的发展空间或需求就会产生极高的回报，这 在客观上又切合了一句古语：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二者合一，就是王同春成功的秘诀。这是私有产权效率的有力例证。

反过来，后套地区后期的发展又从反面证明了私有产权的效率。后套移民自发建设黄灌区的黄金时代并没能维持很久，20世纪初期，河套地区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庚子事变之后，受到外国侵略者沉重打击的清政府不能不幡然醒悟，宣布实行新政。同时，清廷主要是出于财政的需要，借放垦蒙地之名，掠夺那里早已为移民所垦辟的渠道和土地。1902年，清廷正式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蒙地垦务大臣，全权主持蒙地放荒事务。贻谷到河套后，利用政权力量，施展巧取豪夺手段，强迫各地户将开辟的水渠和田地归公。王同春被迫将自己名下的渠地全部交出，官方垦务局仅付给他白银3.1万两作为补偿金，还不及他数十年来在后套渠工上所投资金的百分之一。[14] 即使这样，清政府仍然对王同春这样一个农民开渠大王放心不下，后来又将他抓进监狱，直到辛亥革命后才获释。
河套渠道收归官有后，由垦务局负责经管，该管官吏不懂水利。惟知要钱。据簿记：垦务局支出渠工经费54万两，实则大多进入经办人私囊。垦务局每年征收水租，在规定之外，局中吏役常作额外需索，不肯纳贿的，就不给水，逼人不能种地。结果渠道淤废，灌溉面积急剧减少，至1918年，灌溉面积已由原来的200多万亩剧减至35万亩。

民国后，政府已无力修竣和管理后套渠道，后套八大干渠所属地，改归民户包租，渠道亦归民户修挖，政府虽完全放弃了管理责任，却不肯放弃与民争利的权利。1920年，绥远都统使蔡成勋部第一师旅长杨以来，成立灌田公社，实为一官僚垄断机构，并以此灌田公社的名义，统包八大干渠永租地，实为搜刮民财，结果，时仅两年即拖欠水租费10余万元，渠道更加废坏失修。[15] 此时，曾任农商总长张謇高级水利顾问的王同春，已重返后套。对此局面，王同春十分痛心，他联络五原等地绅士，呼吁政府整顿渠道，并组建汇源水利公司，在绥远垦务局的支持下，几经抗争和交涉，最后汇源水利公司承包了丰济、永济、刚目、沙河和义和五大干渠；另三大干渠，长济、塔布和通渠由另一民办组织兴农社承包。王同春以近70岁高龄，再致力于河套渠工，在他的组织指导下，河套各干支渠道，“塞者通之，淤者疏之，”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整理。1925年，王同春还制成复兴后套计划渠图一帙，将自己数十年治渠经验倾注其上，不幸，积劳成疾，于同年去世。

北伐战争后，绥远政局渐趋稳定，新任绥远建设厅长冯曦详察后套水利之利弊得失，锐意革新，力倡“官督民修”之管理办法，即渠道由灌户自行管理，官厅监督。渠务经费，由所收水费解决，大工程由政府统一规划，适当给予补贴。同时，整顿水利机构，制定章则，使水利事业出现“中兴”局面。此后后套的水利制度由民办、官办转为官督民办。[16] 但官督民办实质即是民办，只不过加上官府监督而已。下面对这制度略加分析。

一、私渠。1929年，后套有私渠30道。这些私渠的一切工程，修浚与管理，仍归私人自理。但也要遵守政府所定各种水利管理规章，接受政府监督。当时最大的私渠是杨家河子渠，为杨茂林为首的杨氏四兄弟招集渠工，费时7年，历尽艰辛，耗银40万两，于1924年所修成，主干渠全长160余里(30年代初)“于后套各渠中，称最长焉”。时人评价，该“渠因系私人经营，责专利均，向来成绩良好。”[17] 杨家河子渠可灌田20万亩，加上四大支渠，渠道总长达400余里，3000家农户租用此渠水灌田，赖以为生。私渠虽为私有，但渠道管理事宜则须按政府水利法规，组成水利公社进行管理。即每条渠成立一水利公社，公社设有董事会，由5—9人组成，并设有经理、副经理、文书、会计、司帐、渠头、副渠头等各1人，另有职员、工人等若干人，私渠水利公社亦须接受政府监督。

二、公渠。自清末政府将后套王同春等所修的渠道收归国有后，后套的八大干渠均已变为公渠。但自民国初年，后套八大干渠及其所属地均改归民户包租，特别是1928年后又改为“官督民修”或官督目办，此时的公渠实则具有私渠性质，原因是政府已将渠道租给渠户使用。具体办法为：农户“永久认租”，即农户有永久租用灌渠的权利：水渠分段划分给农民承包，大干渠和支渠均由租户修浚和管理；每大渠一道，成立一个水利公社，公选社长一人(经理)负水渠总责。
每租户之水渠，均按规定测量其深浅、宽窄、长短，并绘图说明，附在其承包执照(认领执照)上，定期更换，如所租渠段有淤塞情形发生，则责令租户赔修。[18]
2，水渠永租户每年须缴纳一定金额的水渠修理费。水利委员会按年勘察评估各大干渠和支渠的维修工程，确定所需费用，然后按所须浇灌的青苗地面积数，确定每顷(100亩)地所需缴纳金额，摊分给各渠户，款项由水利公社保管、作统一工程支出，由水利局监督维修并验收工程。经费分为经常修渠费，特别修渠费，水利管理费(其中半数充管理局经费)。

3．自1929年后，后套各渠无分私人自修、地方公修、或任何山水渠道，均须接受绥远省建设厅包西各渠水利管理局监督。

1928年后，设包西水利管理局，官督民修，后套水利大有起色，确有中兴之望，但无论如何，“总不及王同春私人管理来得好”，特别是1929年绥远省建设厅通过华洋义赈会筹款并请来洋人工程师，费时三年，耗款140多万两白银，开挖长达190余里的民生渠，但由于坡度过缓，以致发生淤塞，长时间不能使用。所以时人叹息说：“民生修了三年尚未成功，如叫王同春来修，哪会枉费那么多时间和金钱。”[19]

政府力量当然比个人力量大得多，但后套黄灌区的曲折反复经历却证明，政府的控制，往往事与愿违，投入大，收益小，事情变得越来越糟。当政府把发展的空间让给人民群众的时候，就可能收到“无为而治”的效果。

当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有了土地的所有权或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而不是单纯给别人佣工，就不再象候鸟秋去春来，而是全力投入到自己的土地上，创造自己的新家园。假如一家一户尚能胜任一块规模不是很大的土地开发，那么规模较大的工程，按一般的情形，没有国家或大财团的投资是不可能胜任的。但在近代土地开发中却常常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非凡事迹。事情往往是在政府干预不到的地方，在权力控制薄弱的地方，使个人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创造出了非凡的业绩。

农地制度选择，最根本的是激励机制的选择，从中国历史来看，各种农地制度在中国都曾出现过，早自古代使用奴隶的农地经营制，直到五六十年代的集体公社(集体农场)制。赵冈对此曾作比较分析：1．使用奴隶经营，工作意愿是负的，交易费用奇高。2．雇工经营，工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