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支持了西北制革、印染、矿冶、火柴、造纸等工业生产。与此同时,陕西财政厅韩威西、薛道五等于1935年集资筹建西北化学制药厂,生产药品500余种,填补了西北化学工业的空白。陕西省政府于1936年在咸阳开办了西北首家酒精厂——陕西酒精厂。电力工业方面。这时期西北新开发的电力工业有6家。其中,由陕西省政府与中央建设委员会合资筹建的西京电厂,于1936年1月正式发电。在甘肃由国民党骑五军开办的武威电厂于1934年发电。1935年建成的兰州电灯厂装有新购102千瓦交流蒸汽发电机一台。在新疆,由吴兆熊发起并有杨增新投入官股的永丰电灯公司,于1928年在迪化建成送电。宁夏则有1935年创立的官商合办的宁夏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三、抗日战争时期工业的内迁与西部开发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国民政府就提出以云贵川陕甘为大后方,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然而,却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把分布于沿海地区的占全国绝对优势的工业企业迁往西部工业薄弱的地区。直至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才下令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但由于搬迁工作在淞沪会战开始时才起步,又组织不善,所以从上海抢迁出来的工厂很少。而许多民族工业资本家出于爱国热忱,不惜搬迁损失,历尽艰辛将工厂迁移到大后方。工厂内迁前后历时3年多,到1940年基本结束。其迁移的先后顺序,首为“国防上即可利用者”,次为“现在民生必需者”,再次为“不属以上两种而可藉培植工业中心者”,最后是“保全资源免资敌用者”。到1940年底止,经国民政府促助内迁的厂矿共约450家,机件共约重12万吨,随厂矿人口约10万余人,其中技术工人1.2万多人。内迁工厂分布的地域,以四川为最多,计254家。这些内迁工业成为大后方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抗战开始后,由于大后方相对安定,沦陷区人口、资金大量向内地转移,在物资供求关系的刺激下,社会资金不断转向工业资本,加上国民政府实施了一些奖励和扶植政策,尤其是广大职工和工业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使大后方的工业迅速发展,到1942年达到高峰。据1943年统计,大后方工厂已达5266家,其中民营工厂为476家,资本总额合战前币值近5亿元,超过战前工厂数和资本总额。国民政府也加强了航空、水运等交通运输建设,为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在农业方面,通过建立农业金融网、推广农业改良、督促垦荒、兴修水利等措施,发展农业生产。1938年和1939年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为供应军需民用提供了保证。
工业内迁及对西部经济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使大后方在国际交通被封锁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免于崩溃;使中国工业分布不平衡的状况有所改善,为西南西北地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初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以满足自给需要为目的的封闭式工业体系,生产技术水平和工业化程度也有提高。抗战中后期,在西部的国民政府区域经济开始发生逆转,出现衰退现象。许多工厂停工减产、开工不足甚至改组倒闭。其原因主要是:国民政府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官营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和控制;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不断增加税收等。抗战结束以后,西部工业又大量东迁,加上国民政府发动内战及经济政策的破坏,西部经济受到了更大的打击。 四、结论
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三次西部开发热潮的直接原因,都与保卫国家的战争有关。第一次是为了收复新疆,第二、三次是为了抵抗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而建立回旋余地。所以,纵观三次西部开发的全过程,因战争的进程与需要而表现出周期性的大起大落的特点,没能造就西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这三次西部开发都是政府发动的,并以政府投入为主,而政府主要是为了应付战争的需要,开发的政策与措施表现出短期行为的特点,造成西部开发效益的局限性。实际上,当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工业经济时代,我国东部的工业经济已初具规模,而西部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落后的农业手工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这就需要国家采取全方位的措施对西部进行大开发。近代历史上的三次西部开发虽有一定成效,为西部经济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都没能改变西部经济落后的状况,更没有解决我国经济均衡与持续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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