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设置，节约办学经费，而且适应新疆地广人稀，地方军警宪职责交插，合署办公的特殊边情，培养专业宽口径，知识容量大的实用型、复合型军事人才。

　　2.财政支持各类学堂

　　据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统计，“新政”期间，新疆共设置学堂622所，在校生1.5963万人，办学经费63.4773万两。其中省立学堂经费17.25万两，镇迪、伊塔、阿克苏、喀什噶尔四道属公私学堂经费66.47万两，合计83.72万两。包括常年办学经费、学堂产业及储蓄之款。（注：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中篇，商务印馆，1935年，第407页。）虽然教育经费数额较内地尚差距较大，但在新疆却是一项空前浩费。加之新疆为吸引和留住教师，保证教学质量和先进水平，对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实行“厚薪”制。如学务公所科长年薪960两，中学堂教师年薪1460两，一年制简师毕业任教也年薪360两。而七品知县按例正常年俸67.5两，加“养廉银”也不过800两左右。中国自古标榜“尊师重教”，教师作为知识含量和道德品质要求较高的职业，薪金从优本应该，但清末新疆教师队伍急剧膨胀，也给地方经济带来沉重负担。王树楠在财政捉襟见肘、应接不暇的情况下，殚精竭虑，维持和推动边疆教育事业发展。新疆新建法政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省立中学、初级师范学堂、巡警学堂、中俄学堂、将弁学堂、陆军小学堂、艺徒学堂、初等工业学堂，以及各府、厅、州、县设普通中、小学堂。学堂除聘请内地一些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任教外，还聘请外教（主要是俄国人）。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为新疆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近代思想和科技的人才，其中有的成为新疆各界的知名人物。

　　此外，在兴学潮流的推动下，新疆民族教育事业也得到发展，在省府和塔城兴办蒙古学堂两所，招收蒙、汉、回、哈族学员。哈密、吐鲁番、库车回王开设汉语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则根据各地特色而设专业，如吐鲁番产棉，设艺徒学堂、初等实业学堂教纺织；叶城产丝，设初等农业学堂教蚕桑；和田产玉，设艺徒学堂教采玉。至1910年新疆至少有初等职业学堂33所，还开设了一些特殊中等职业学堂。（注：马文华：《新疆教育史稿》，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页。）1907年王树楠又倡建省农林试验场，至1910年5月建成并增设实业讲习所（即“说园”，在今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3.纠正教育弊端

　　清末“废科举，兴教育”，全国哄然兴起办学热，新疆亦然。地方官为求政绩，不顾新疆地广人稀，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差异，不顾原有教育基础和办学条件，不顾财政之盈缀，地方之宜与不宜，严饬各地方建学堂，规模数量悉仿内地，一些贪官酷吏假借兴教之名，趁机谋官敛财，甚至不惜断送教育前途，搞政治投机和官场倾轧。把关系国计民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兴教大业，变成一哄而起的官场闹剧；又迭起党同伐异的宦海风波；盲目追求数量，不讲实效，下级稍有异议或抗辩，即予参撤，结果造成：一、浮夸，为追求数量达标，逐级虚报加码，欺饰瞒哄，甚至篡改伪造表册一份，索取地方纳银三百至千两，官民皆受其害。二、不讲实效，只图虚名，办学本为解决民众生计，新疆贫穷民众专事耕牧为生，强令其子弟入学，则一家少一劳动力，即有冻馁之患，民众视上学如徭役，富户雇人以代称为服“学差”，故一闻上学令下，多有被逼逃往俄境避祸者，甚至有怨愤赴署自戕者。三、学堂爆炸式的发展，给地方财政带来沉重负担，不堪其负。教育作为社会发展实现效益的长期投资，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水平。教育经济效益回报还依赖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只重规模数量，不讲质量实效，必然受到社会规律的惩罚。王树楠对此深感忧虑。出于对朝廷的忠诚，对社会的责任，一贯认真的王树楠不计个人得失，上书朝廷学部，痛陈新疆“新设行省，本属特别之区，而事事强与腹地诸省一律设施，其最不适宜者莫如学堂……”如此兴教，“学步效颦，只慕虚名，不求实效，恐法愈变而国愈敝也！”（注：《陶庐老年随年录》，《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2、397页。）在清末腐败的官场，学部对王的奏折“置之不闻”。（注：《陶庐老年随年录》，《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2、397页。）后袁大化任新疆巡抚，王不惜得罪同僚提学使，而继续痛切陈词，大声疾呼，引起省抚重视，针对办学弊端，“始大加裁并，另改章程。”（注：《陶庐老年随年录》，《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2、397页。）对新疆教育做了相应调整和优化。

　　1910年全国各地人民反清运动风起云涌，社会动荡，人心浮动。八月十五深夜迪化发生王高升纵火案，延烧大十字肆商数十家，悉成灰烬，受灾者因多是富裕津帮商铺，称为“火烧八大家”。次日军民数千人持商票纷纷兑银，案件引发抢兑金融风潮，群情汹汹将再乱，商民惶恐，纷纷关门停业，尤其是灾毁严重的津商，更是惊恐万状，准备变卖产业速逃东归。王树楠认为：一、津帮商贾随左宗棠“赶大营”定居新疆，经数十年经营而为商界执牛耳。津商率先抽资东归，必须在新疆商界引起连锁反应，形成抢抛倒闭风潮，省府市场大乱，人心动荡必引发全疆政局动荡，外患必然趁机而至。二、往年内地协饷不及时汇至，省府常向津商借支应急。新疆财政商税居重，商民出走，不啻财税严重损失，且开发建设也将中断。三、纵火案针对津帮八大家商人，实则是对清朝当局的示威。清朝一向把“有恒产、有文化”的新疆商民作为社会基础和政治支撑。商民不保则地方糜乱，维系商民则维持统治。王树楠当即公示：所有商票概由藩库兑还，“人见之，乱立已。”又召各商各铺，开明出票若干，损失若干，由藩库领取现银，连环保给，并令赶紧修筑房舍，亦由藩库补助限期归还。“未半年，ｈｕáｎ＠②ｈｕì＠③复兴，库款皆入，地方安宁，商民相安。”灾后新疆商业在官府的支持资助下，迅速恢复，反而更加繁荣活跃。王树楠成功处置渡过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是其从政生涯晚年精彩浓重的一笔，但却引起昏庸疲懦的巡抚联魁的疑忌不满，特别是王树楠带头劝捐赈灾，触犯了其自身私利，联魁迫于动形势虽也认捐，事后却翻悔赖账不出，其他官僚皆效尤，灾捐化为乌有。王树楠对此愤慨，为不失信于民，独自捐资，并公开指责遂激化了矛盾。联魁便支持跑官不遂的陈璋“广造匿名揭贴”（小字报）诬告诽谤，新任新疆巡抚袁大化听信谣言，深恐王树楠“作事专横，难以为上”，为固权御下，假公济私，与陕甘总督联手参劾，王遂蒙冤被革职。在黑暗腐败的清末官场，王树楠的悲愤结局，不仅是人们叹息的宦海浮沉变幻莫测，更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负面效益造成的是非颠倒、劣胜优汰、私利至上、诉冤无门的牺牲品。封建官场的普遍不公和腐败陋习既吞食摧残王树楠这些关心国计民生有所作为的人物，同时催化加速了封建专制的覆灭。王树楠去职次年，清朝统治也寿终正寝。
　四

　　王树楠是中国近代为国家振兴，民族崛起而奋斗的志士仁人，纵观其开发建设西部的活动，留下有益的启示：1、经济建设必须放在首位。王树楠从政24年，游仕西南、西北各地，兴利除弊，为民造福，始终立足于发展地方经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经济繁荣是社会进步的基础。2、改革与发展是密切相连，相辅而行的。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体制机制转轨时期，革除弊端，杜绝漏卮是必不可缺的，它必将触犯有权势的既得利益者和传统势力，宦海行舟危机四伏，随处有激流暗礁险滩，破浪前进不仅要有巨大的胆识气魄，而且要有驾驭局势的权谋和策略，“酌量缓急，择要施行”，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3、政局稳定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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