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以示“下马威”、送“到任礼”。第四天又在城西张场毙伤巡逻丁勇，第六天邛州贼首又遣其族人牟某自称调停人，要求按月送贼钱米若干，从此两不相扰，邛州盗贼不再入境作案，并声言各州县官多如此办理。王树楠拍案怒斥，当即将其关押。以后每捕获盗贼，都声言系牟某供指，众贼闻之对牟恨之入骨，谋杀之泄忿。牟某也不敢出县衙一步，只得死心塌地为官府出谋画策。每当获贼，又令其当堂质证，贼无不承认，王树楠分化瓦解，以毒攻毒大见成效。同时招募编练团勇，六属之地稽捕盗贼联合行动，相互支持配合。起初贼还拒捕反抗，后则闻风逃窜，八个月里共拿获盗贼三百余人，按律正法八十余名。通过集中严打整治，五个月之后，新津已无一报盗案。

　　不久王树楠以政绩卓著调富顺县。“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皆非之”。黑暗腐败的官场是非颠倒，首次宦海恶浪便扑面袭来。王树楠恪尽职守，勤勉图治，反而受诬陷而革职，心灵留下深深创伤。年底怀着满腔悲愤，顶着无情的风雪，远徙投奔同乡两江总督张之洞。

　　张之洞素知王树楠的才干，聘其为幕宾，协助办理洋务、防务及文案折奏。当时名士黄遵宪、柯逢时、梁鼎芬等在金陵张之洞麾下，与王树楠朝夕过从甚乐。不久张之洞为给王树楠复取创造机会，命其从上海解运军火到甘肃，王树楠游仕生涯从此从西南转到西北，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陕甘总督陶模赏识王精明干练，聘入幕府专办折奏，并保荐其开复原职。次年陕西巡抚魏光焘又奏请以直隶州知州补用。王赴京引见，清廷根据其在四川治水经历，命署理中卫县。临行前陶模嘱咐：“自古黄河富宁夏，中卫大小二十余渠，唯七星渠为大，但受山河（洪）之害废驰已八九十年，历任（知县）以工程大而且难，至今尚未修复，汝到任后亲自踏勘，究竟能兴复与否，据实告余，此关乎国课（计）民生最大且要者，吾之委汝署理此缺，正为此也。”王树楠深感陶模知遇保荐之恩，更敬重其清正儒雅的人格风度，（注：王树楠对陶模的道德、文章、人品皆钦佩敬仰，称之为“第一知己上司”。陶模去世，王为纪念从此自称“陶庐”名斋，以终生怀念。）当即应之。“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但患人不为，非必不能为也。”

　　王树楠到职后立传七星渠绅民询明水利兴废之由，又亲自渡黄河赴安宁堡实地勘察，从泉眼山渠到白马、张恩二堡一百七八十里。查明全渠受山洪损毁主要四处：渠口、小径沟、半城沟、红柳沟。其中渠口之南山洪最大，源出平凉固原，即《水经注》之高平川水。每逢山洪暴发，泥石流直冲渠口，年年为患。红柳沟原有暗沟，自道光年间被山洪冲毁，一直未恢复，呜沙洲以下的三四万亩田全都荒废。经规划，王与渠绅议定，渠口修进水闸、退水闸各三座，接连修筑矮堰直抵渠口，山洪暴发时关闭进水闸，开放退水闸，将洪水泄入黄河，不使其入渠；山洪浩大泄之不及时，则翻矮堰溢入黄河，以矮堰调节渠道水位。经小径沟改修飞桥（渡槽），使渠水从桥上流，洪水从桥下淌。在红柳沟重修暗洞，用以泄洪或灌溉白马滩。工程预算万余金，全部由仓粮变价支付，工程完成后由领地受益人口按亩摊还。这样不费国家一钱，而国计民生两有裨益。施工期间，王树楠在红柳沟建房三间，将县衙迁来此现场就地办公务，并实地监督工程，稍有空暇便手持一布伞，上下督工，与民同作同息。经四年艰辛努力终于竣工。他禀定渠章，立碑永遵守。从此水患消除，渠水畅游，荒废之田尽成沃壤。王树楠后升任庆泾固道（今甘肃东北部、宁夏南部），曾署巩秦阶道（今甘肃东南部），又调署兰州道。

　　入省后，王树楠重点整顿财政税收。鉴于甘肃全省税收由道管辖，省府每年仅收入四十万两银，不及东南一县。王树楠为增加财政收入主要办了两件大事。一是针对大布销售，脚夫偷漏，员役干没，财税流失严重，在陕西三原设统捐大局，凤翔府城设分局，征收人口税。大布入甘之始照单查验，无论运经何地，只收落地税一项，不再重征。从而使每年大布税收多达二三十万两，以后又将各种名目的百货厘金改为统税，各地所有分卡一律裁撤，从而杜绝行政糜费和贪官中饱私囊，“商民闻之皆大欢悦”。而省府在实施八个月中就征收一百二十余万两，较前年增长两倍。二是创设蒙盐管局，租阿拉善王察汗布鲁克盐池，在中卫、一条山两处设立税局和盐局，以官商合办形式经营管理，两局相互监督，创办仅两个月收税利两万余两，较往年一年收入还多一倍。可惜不久王树楠奉调离任。人去政亡，因后继者用人不当，两项财税改革遂以流产告终。


　　三

　　新疆僻处中国西北，孤悬塞外，地旷人稀，种族繁杂，虽经汉唐以来历代屯垦戎边，开发建设，但迭更战乱，经济文化仍很落后。近代新疆又成为英、俄列强争夺的前沿和陆路侵略的门户，吞食疆土，侵夺利权，输出资本，倾销商品，使新疆民贫财尽，危机四伏。尽管新疆广袤二万余里，天时地利与中原无大差异，膏腴之田遍天山南北，农田、水利、桑棉、瓜果之盛，牧畜之繁，五金矿产丰甲海内，然而一年财赋收入却不足东南一大州郡。财政全仰赖内地“协饷”、“专饷”。随着大清帝国国势江河日下，兵连祸结，屡次割地赔款，丧失利权，内地诸省自顾不暇，饷源锐减，新疆财政陷入空前窘境，驻军欠饷哗变，官吏贪赃腐败，法制废弛，公开买官鬻爵，捐输赎罪，地方官挪用公款、苛扣粮饷，屡见不鲜。同时赋税不断增加，苛捐杂税激起各族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清朝统治风雨飘摇，岌岌可危。20世纪初，清朝发动和组织改良运动，在全国推行“新政”。陕甘总督长庚，新疆巡抚联魁等将解决新疆财政危机，“广开利源”，兴办实业作为“新政”的重要内容。奏调素以“善理财，革弊政”闻名的王树楠于1907年任新疆布政使，主持全省财政、民政。

　　王树楠到任后，一面创修《新疆图志》，调查研究，博览群书，抉隐探幽，熟悉边情。同时大张旗鼓地开源节流，整顿财政。主要主持以下五大事务。

　　（一）重定《南疆粮草章程》

　　新疆归复建省后，巡抚刘锦棠根据治边轻徭薄赋，招民实边的宗旨，清丈地亩，制定征收粮草章程，行之数十年。随着世风日下，积久弊生，北疆汉民聚居的州县“尚少浮收，而弊窦层见迭出者，惟南路（疆）为甚，南路喀什噶尔道属为尤甚”。征收本色每石浮收六七或八九斗，征求折色每石折收四五两或六七两银，此外又不用官秤，私置升斗，另索样粮，采用“地脚”、“并淋尖”、“踢斤”、“压平”等手法征敛浮收。至本色粮不敷支发，则又借名采买，往往短发价银，而浮收则与正赋无异。其余杂税之纷繁，差徭之苛派，盈千累百，不可胜记。而大小头目，又助官吏为虐，以鱼肉其民。王树楠认为：“治民之道，去弊为先；去弊之方，持平为要，未有未得其平而能使上下相安，举积弊一扫之者也”。（注：《重定南疆粮草章程》，《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92页。）出于维护地方政治稳定，安靖边疆，抵御外侮的战略眼光，决意“非清弊之源，酌中另立新章，不足以整吏治而纾民力”。“所有浮费概行禁革，百年宿弊一举而空”。鉴于新疆地处边远，小民生计艰难，参照湖北减定漕章办法，令所属府、厅、州、县县丞传集农官、乡约、保长等共同商议，博访周恣，将历来浮收数目及一切私立各色滥收和盘托出，据实开阵，再按当地情况通盘筹算。具体征缴办法因地治宜，不搞“一刀切”。若一府情形相同，即定一府相同之制；若一县情形独异，即议以一县独异之规。务使无病于民，无累于官，上下相安，不必拘定通省一律之例。“因其地之肥饶，视其缺之繁简，酌量轻重，明定章程，务期弊端厘剔，而州县亦办公有资，不至使借口赔贴，别开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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