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当时清廷拟就的《商会简明章程》规定，设立商务分会的省城以下“商务稍次之地”，董事应在10至30人之间。当选董事应是“行号巨东或经理人，每年贸易往来为一方巨擘者”，“其于该处地方设肆经商已历五年以外，年届三旬”，且为各商推重者。①对照可知，吴城镇成立商务分会，以及议董的人数和年龄等，都是完全照章办理的。由此，我们也可对当选正式议董者在吴城商界的作用及地位作一基本定位。至少有一点已经清楚：所有正式议董都是捐了官衔或功名的，至少是监生，这在清末各商埠口岸的商会董事中，是极普遍的现象，在身份上已区别于一般商人，吴城亦莫能外。

值得注意的是：在10名外省籍议董中，徽商占了五分之三，总理也在其中。以行业论，6名徽商中，钱商2人，典当业1人，总理朱锡龄执业的“厚昌公”实际是个盐仓，直到民国时期仍以转运淮盐为主，极少零售。朱氏还在光绪末年开设了私人钱庄“福宏”号。徽商传统的经营特色在吴城同样非常明显。清嘉、道间，人们已称“吴城镇为徽商辐辏之区”②，首届商会的人员组成，的确反映出徽商所占的优势。另外，2名闽西籍商人都经营烟业，地域性的经营特色也很分明。14名江西籍正式议董中，抚州临川县有3人，奉新、新城(即民国以后的黎川县)、南昌三县各2人，相对集中，这些府县都在赣中以北地区，体现了一些传统商品和运输航道与吴城镇的联系。而吉安府及赣南地区三府州的商人无一介身其中，也是一目了然。显然我们还没有确切资料说明吴城商会会员有多少，总共包括了多少个行会，但在其商业性质并无明显变化的情况下，首届商会的构成，应是清中期以来吴城商界基本构成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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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东方杂志》第一年(1904年)第一期“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

②  同治十年《黟县志》卷，《人物志·朱承训传》。

商会成立后，显然介入了对商务及社区生活的管理。但就在宣统乙酉年三月底，吴城镇商会却因禁止演戏事，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骚乱，一个月后的上海《华商联合报》即予以报道：

                         江西吴城镇商务分会禁演戏始末

          江西省新建县属吴城镇，为江省第二门户，商旅繁盛。前因唱戏滋事，经该镇商务分会禀呈该镇同知王儒楷出示禁止在案。旋因东岳庙仍然唱戏，经王司马将该庙会首胡小江拿办。讵地方棍徒于三月廿八日聚集多人，沿街勒令闭市，如不从者，用石乱击，以致闭市一日，王司马率同该镇主簿并税局委员安太守排解被击，并将税局哨弁巡勇击伤五人，吴城营参将弹压劝导，亦不解散，后将胡小江释放，始行开市。

商会禀请禁止演戏，文明之作为也；司马拿办会首，正当之办法也；该镇棍徒竟然勒闭市肆击伤员弁，此所谓野蛮之举动矣。不知者以此次肇衅，商会实为厉阶，夫岂其然!①

报道为何人所写虽不清楚，但其本意显然是为吴城商会辨诬和张目。此时禁止演戏的背景比较复杂，一方面是清末官府到处禁演民间小戏，以此控制可能借机活动的各种会党；另一方面，也确实含有破除民间各种迎神赛会，改变民风的新因素。按一些神仙书的记载，农历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大帝的生日，这次唱戏的直接动因当是为东岳神过生日，一般都伴随着菩萨出游等较大规模的社区的庆祝活动。但在吴城镇实地考察后还会发现，这次冲突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新生商会与某一部分土著力量之间的矛盾。在吴城，大大小小的神庙20多个，其中东岳庙最多，六个坊区各有一个。每个东岳庙中，都摆了一张漂亮的绣花床，镇民皆知的一个口碑，说东岳神是樊家的女婿，其妻就是樊梨花，绣花床是为他们夫妇回娘家准备的。这个戏剧化色彩极浓的传说本身已无须甄别，但吴城的樊姓确是土著十大姓之一。②旧时吴城有樊家祠堂，还有樊家垅、樊家山等地名。东岳神与樊家结亲的传说，很可能与樊姓确立在社区生活中的地位有关，能够在六个坊区中都使这一神话偶像化，至少说明樊姓在早期土著中人数是不少的。为东岳庙演戏，“地方棍徒”竟可“沿街勒令闭市”，说明此前在这一天是闭市的，而且已经出现过的“唱戏滋事”，也许就与此有关。商会请求禁止，也含有保护商业活动的用意，可以说，这是商会成立后，在参与管理社区生活方面遇到的挑战。虽然与商会站在一方的已是政、军、税等整个管理层，但也不得不以释放会首换取开市，充其量算打了个平手。

清末民初，鼎革之际，动乱相随。地处交通要道的吴城自然首当其冲。首先是会党的劫掠骚扰，《江西民报》民国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即以“吴城民团惨杀志”为题报道之：

        吴城自光复后，某会遂驱逐警察，召集党徒，办理保安团。除收警察费外，勒令每户出钱若干。日夜聚赌，并放火烧王某衣庄，肆行抢劫。又谋杀何东升，将尸弃诸湖中，后被渔船捞起，始行埋葬。旧历二月二十七日，又携手枪杀器，数十人入刘明莲家，将刘杀死。“又闻杀毙刘明莲之次日，该团长陈福山在万寿宫演说，此时杀人不算甚事”。

    报称“某会”即吴城的洪江会。当时江西许多地方会党活动日益猖獗，为所欲为，闹得民怨沸腾，在吴城杀商人、勒索钱财，只是其中一斑。好在此时已走马上任的第四任江西都督李烈钧，决意严厉镇压会党，以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和生活。吴城刘明莲妻赴省城控告后，杀人首犯即被押解南昌受审。

吴城土著叶氏的族谱，则记载了“二次革命”时期商镇遭受的又一次劫难。1913年7月，已被免职的前督军李烈钧以江西首先发难，湖口起义，通电讨袁。震动海内。因此，很快导致袁世凯的军事讨伐，其海军协同作战，下马当，占湖口，迫使李烈钧部退守吴城镇。袁军复以士兵装成难民模样，乘民船骗过吴城守军，一举攻占之。叶浚挺身斥敌，便是在这一情势下的被迫之举。浚字深仲，号哲臣：“兵溃，敌军过吴境，肆意掳掠，无家或幸免者。绅商敛迹，市面狼藉甚。公居乡，家亦被毁。毅然出，质诸该军司令，词严义正，闻者皆动容，阖境如获安。时兵悍将骄，无人不为公危。公为顾全桑梓，其他未暇计也。”③北洋军阀时期，“北兵”掳掠江西绅商市民屡见不鲜，但在吴城这次堪称先声。从总的发展看，随着大庾岭商道的衰落，民初的吴城镇在商运方面的重要性日益下降，这次乱兵过境，“绅商敛迹，市面狼藉甚”，对商业的破坏显然不小。日后商镇的经济活动仍可恢复，但愈发失去昔日的气势和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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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宣统元年四月三十日(1909年6月17日)《华商联合报》第八期“海内外商会纪事。

    ②  吴城镇居民在明洪武初期的战争中，有比较大的变化。当地民谣先称土著“十大姓”，即“卢吕邹章樊，殷杨万段谭。”后来吕谭二姓势微，民谣又改为：“上不要吕，下不要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