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土地的矛盾再度突出。

　　１６世纪初的正德、嘉靖年间，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给了徽州前所未有的震荡，其深度和力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乱和灾异。首先是宗族迁徙和重建的方向转为以农村到城镇为主，这与社会转型是合拍的。方氏因经商而迁徙的城镇几乎遍及全国，而以江、浙、赣、鄂、川以及闽、粤、鲁地为盛。我们知道，徽商的兴盛是与其对盐业的把持相关的。方氏经营盐业起于明初，柘田派等５５世赵童（１３６２－１４１４年）“洪武间诏济边储，时甫弱冠，资装赴甘肃易粟输公”［①h］。这是方氏以边商身份开中纳粟经营盐业最早的一例。因边地遥远，方氏为边商者不多。弘治间开中折色，内商兴起，徽商得地理之便，在两淮盐场迅速崛起。迁徙于扬州、江都、泰州、仪真等城市的方氏都直接与盐业相关。而迁徙于汉口、荆襄、江西等两淮引盐销售口岸的方氏其经营往往也与盐业有关。这是方氏迁徙的一个重点方向。以联临派为例，１６世纪前，联临方氏的迁徙主要是在徽州境内及境外近地。联临派居联墅钟英门最早迁扬州的是４４世祐孙，时在明初。其后从１６世纪下半叶的万历年间到１８世纪上半叶的乾隆初年，即从５３世到５９世，临联方氏不断地迁往扬州。

　　山东也是方氏迁徙的一个重要方向。联临派居联墅黑楼门５５世嘉言、嘉训同迁济宁小闸口；承庆门５０世雄才、僖、*[仁去二加郊]，５１世文＠⑨嘉靖年间“俱迁临清”；新屋门４５世九皋迁临清；慎业门居信行第５０世符“迁居临清，符之次子元修由恩贡授北直深泽令”临清、济宁均为运河边上的重镇，商业素称繁兴，是徽商麇集之地。谢肇浙《五杂俎》称，“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往有一学使苦欲逐之，且有祖父皆领山东乡荐，而子孙不许入试者，尤可笑也。”方氏迁居山东，经商致富，延师教子，子弟科举入仕。这种局面说明方氏在临清已颇为得势。

　　方氏联临派从嘉万至乾隆初向远地的迁徙，除集中于扬州、临清处，还涉及四川、贵州、汉口、襄阳、海州、湖广、天津、镇江、常州、苏州、通州、常熟、湖州、孝丰等地，只是较扬州、临清人数为少。

　　方氏每一派别都有重点移徙的方向。如潜口派以赴荆襄经商为多，环岩则以扬州为主，瀹坑迁闽粤、两浙、济宁为盛。各派的迁徙也有相交叉的集中地。在《方氏会宗统谱》卷一七《科第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方氏在移居地占籍或以商籍科举成功的记录。方氏联临派元焕于嘉靖十六年（１５３７年）以山东籍参加乡试中举，这是方氏在移居地科举成功的第一例。方氏以客籍参加科举考试，说明他们在移徙地已有相当根基。因此，这一变化反映了１６世纪后宗族由农村向城市移徙的新走向，与社会转型是同步的。综合明清（自嘉靖十六年至乾隆九年２１３年间）方氏在远地占籍或商籍科举成功者的分布情况如下：山东籍２名，顺天籍２名，江都籍４名，仪征籍２名，湖广籍２名，江西籍１名，江苏丰县籍１名，浙江籍１名，安徽本省全椒籍２名，颍州籍３名，怀远１名，共计２１名。可见江都、仪征是方氏最为集中地，沿江而上江西、湖广也多方氏，这９个科举成功者，其家族大多当与两淮盐业相关。将方氏在浙江科举的情况与两淮、山东比较，则可见方氏在该两地移居人数之多及势力之盛。

　　明代方氏科举成功者共５４人，其中占籍或商籍者仅占５．５６％。清代则有很大变化，自清建国至乾隆九年（１７４９年）的百年里，方氏科举成功者共３４人，其中占籍或商籍者竟达１８人，占总数的５３％。可见，从１６世纪开始的向城镇迁徙的趋势，到清前期愈益发展。宗族顺应社会变迁所作的变通，证明即使到通常所谓的封建社会晚期宗族制度仍是充满活力的；同时，它也以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力，给传统社会的转型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其次是宗族自身的变化。社会转型一方面给宗族发展开拓了新天地，另一方面也给宗族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因素。商品经济扩大了贫富分化，煽起了奢靡之风，打破了固有的等级顺序，动摇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磻溪宗谱叙》称：“彼逐末忘本趋利悖义者，即内而一家且秦越，手足何有于闾里？吾见此乘车彼戴笠，兄长觌面交臂失之者比比而是，若而人者即令萃集庙中，气谊不属，虽备言燕私不过轰然一堂，如韩公所云聚飞蚊焉。”《方氏会宗统谱》卷四载有一则由白云源迁问政的支派被革除的事例：“按祖庙旧籍载有问政一支而久不与祭，详考其故：吾乡巨族必置廨宅于郡城为因公至郡及岁科应试止宿之区。我方氏廨宅今独不存乃问政支丁私鬻致废，其久不入庙盖由于此。”上述变化与正德末、嘉靖初至万历年间徽州社会风尚的变化，以至“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情况是相对应的。

　　商品经济在破坏宗族传统秩序的同时，却又在加固着宗族社会的经济基础。明清时代，徽商的财力居各大商帮之首，堪与其匹敌的只有山西商。徽商在其经济活动中借助于宗族势力，因而不惜斥巨资购族田、修谱建祠办族学，救助族之贫困者［①i］。郑玉曾在《方氏族谱序》中阐述宗族兴盛的三个条件：“非有达官大人之势，豪家巨室之资，世以力田相遗而能保守不坏。”徽商为改变商为四民之末的地位，除捐纳为官外，还兴办族学培养子弟入仕。族中子弟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徽商自身素质的提高，因为入仕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经商。族中子弟为官，有利于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结合，这在封建商业活动中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利于宗族在徽州山区争夺生存空间。因此，宗族组织、达官大人之势，豪家巨室之资，构成一个良性循环系统，从而给宗族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方氏科举状况也证实了“资”与“势”的结合是宗族兴盛的前提。两宋３００余年方氏科举成功者共２５人，元代仅２人，明代５４人，清代前叶百年间达３４人，联临派在宋代占科举成功者的３２％，有８人，明代占１１％，有６人，清代占１１．８％，有４人。占方氏四朝总数的１５．６５％，共１８人。这一派在宋代科举最为发达，明清略有下降。而环岩派在宋代仅占８％，有２人；明代则上升至１９人，占３５．２％，清代再升至２１人，占６１．８％，占四朝总数之３６．５％。柘田也是后来居上，宋元为０；明代占２９．６％，有１６人；清代占２．９４％，有１人；占总数１４．７８％，共１７人。潜口宋代占８％，有２人；明代占２０％，有１１人；清代０；占总数１１．３％，共１３人。这４个派科举成功者共９０人，占总数的７８．２６％。而这４人派恰恰就是在１２派中向远地城镇迁徙最为活跃的派别。潜口派“商游荆襄”者居多，其４９世方勉“永乐辛卯（１４１１年）举人，乙未（１４１５年）进士，由庶常历官湖广布政司参议，进阶亚中大夫，尝篡家礼辑谱牒”［①j］。潜口派在荆襄的活跃与方勉在湖广的“势”有关联。柘田派南下福建，北上汴梁、山东；环岩派则以扬州为主，遍及各地。正因为“势”与“资”的结合，这４派宗族是方氏在徽州１２大派中最为兴盛的。

　　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宗族自身结构也相应作了调整。笔者在《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一文中曾对方氏４个支派的家庭人口作了统计，指出“明清徽州宗族制度下的家庭结构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主干家庭为次。家庭宗族结构概括地说，就是大宗族小家庭结构”。家庭规模的缩小可以避免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也利于商业经营。宗族圈的扩大，则有利于方氏各支派在远离本土的异乡经商时互通信息、互为奥援。扩大的标志则是修统宗祠、统宗谱、始祖墓。方氏统宗祠在歙县柳亭山，称真应庙。方氏在万历年间为真应庙产纠纷曾多次与异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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