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的４７．４％强。就方氏而言，参与明初宗支合同的１０个大派中的４个是在这一时期迁居徽州的。可见。唐末五代是向徽州移民的第二次高潮，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由汉代方纮开始的第一次移民潮。
　　社会动乱是方氏向徽州山区迁徙的第一位原因。宋代佘坡分派的形成直接与方腊起义相关（在本文第二部分论述）。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造就了歙淳方氏的最后一个分派－－磻溪。磻溪派始祖天泽是方储５４世裔孙，属干的一脉。天泽原属苏村派。苏村位于徽杭通道一侧，居交通要冲。《磻溪成性派·天泽小传》载：“元至正壬辰（１３５２）寇氛扰攘，乡曲备历艰危，继以征敛繁杂……祖居当孔道，因避地卜迁，与诸父昆季徙于磻溪家焉”［①d］。《方氏族谱》（磻溪成性堂抄本）对天泽迁徙的经过及原因作下述说明：“因红巾作乱，祖居地当孔道，避于磻溪之上。待洪武定鼎始偕昆季卜居，后裔奉为成性祠始祖，是为成性派”［②d］。磻溪在深山更深处，安全自然更有保障。

　　方氏迁徙的第二个原因是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③d］，方氏移入山川平衍处聚族而居，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人地矛盾必然会尖锐起来。于是有进一步的分支迁徙，从而使山区的开发向纵深发展。３４世承威迁居瀹坑后，到第４１世子华迁瀹潭，其间经过６代１５０年左右的时间。《瀹潭分派世系》指出子华是因“派衍繁盛，人稠地隘，乃于南宋绍兴间去井坞里许卜基，筑室而居焉”［④d］。人地矛盾也是桐庐白云村方氏继续向徽州迁徙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经商或宦游。例如，环岩派上路口支第４３世千，“宋末时商游滁州，留家全椒县”。从千的小传还可知，千“尝游蜀中，倦还江南，因睹滁之全邑峰峦秀拔，遂寄籍焉”。可见千曾在四川经商，后又商游全椒，最后定居该地。

　　分析上述方氏迁徙的原因，可以看到歙淳方氏１２派（康熙九年１２派订立轮祀柳亭山真应庙合同，比之洪武四年１０派宗支合同增加２派）中有６派是因社会动乱而迁入徽州的，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是在唐末、五代。另有４派则是因人地矛盾而迁徙的，其中有３派是由瀹坑分支派生的。其时间则主要是南宋。此外，还有苏村、环岩２派始迁原因不明。以商业和宦游迁徙者均未直接构成大派，但１６世纪后，因商业迁徙者在远地构成新的门、房支系则甚多。

　　从汉末方纮始居江南歙东乡，到唐末、五代向徽州山区的迁徙以及南宋时在徽州境内的进一步分支移徙，与中国古代北方士民三次大规模南迁大致同步。三次南迁是传统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表象，同时对江南的开发起着积极的作用。淳熙《新安志》卷一《风俗》云：“其《新安》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浸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方氏等“中原衣冠”不仅使徽州经济得到开发，而且也使其成为文化繁兴之区，以致有“朱之厥里”、“东南邹鲁”之称。汉唐五代中原各大姓向徽州的移民是以宗族群体的形式进行的，而徽州山区也以它的怀抱使宗族制度得以长久保存，从而形成独特的徽州地域文化景观。

　　　　二

　　方氏以动态的迁徙来应对社会的动乱。当着方氏在新的生存空间定居下来时，便迅速地复制宗族组织，以“静”制“静”，恢复相对静态的农业社会生活。说相对静态是因为随人口的自然增殖，宗族还会有新的迁徙活动，各大派继续分支，不断地向人口更为稀少的地区拓展。方氏在迁徙的过程中，保持着清晰的统系，有严格的世代区分。方氏１２派均出方储之后，其中方储次子觌之后有灵山、环岩２派；季子洪之后则以２９世干、羽兄弟分支。干之后有方村、瀹坑、瀹潭、潜口、沙溪、苏磻、磻苏、佘坡、柘源９派；羽之后则有联临派。１２派有着共同的始祖崇拜，有着固定的祭祖节日（９月初６）。凡统系、世次不明者不予认同。环岩《方氏族谱序》（１５６１年）指出：“希道公乃由淳安徙今歙县，又再传至念五公乃徙环山居焉。历宋至元，子孙蕃盛析居岩镇等处。故今新安诸方虽各有显官腴室而念五公之派终恃不肯轻与合。”《灵山方氏宗谱序》披露了这样的事实：成化年间灵山方士贵请兵部郎中方嵩为宗谱撰写序言，方嵩要求看谱，而士贵仅给他看了其它序言。根据这些序言，嵩只能“悟其大概耳，而索诸全谱则弗克也”。究其原因则是防止世系图外泄，以免同姓冒认宗亲。所以嵩在谱序中就此发表议论：“余虽愚，非欲援引以求通亲或稽考，而渥洽之两相资焉，而借重于世也。”潜口派富源支《方氏族谱序》（１５２５年）介绍了富源派与桐庐方氏认同的经过：“方氏族谱书成，携过桐庐访玄英之遗裔，会族长曰冕者出其谱相参订，上下数千年靡不符契，于是叙族讲好。”反之，如苏磻派分迁杞梓里支下方村头裔孙，虽也积极参与方氏统宗祭祖活动，但因世次不明而不准入统宗图系，“以俟续考订正”［①e］。这就造成极强的群体归属感，从而有利于方氏在新定居地以整体的力量与其他族姓争夺生存空间。在山多田少的徽州，这种争夺往往是十分激烈的。

　　笔者曾往徽州方氏聚居地考察，深深感受到宗族是适应传统农业社会生活的较为成熟的生存系统。例如磻溪，距苏村３里，旧时只有山间小道可出入。群山环合中，一线源于浙江的昌源水穿过这里，注入新安江。磻溪村便在昌源河谷。明初方氏宗族迁入后，即组织人力、财力，拦河筑起４道石堰，枯水期可储水，平时则抬高水位，保证生活和生产用水。这４道石堰现在已遭破坏。数十年前，村周山头还是树木参天，因有祖坟，不准砍伐，生态得以保持平衡，现在山木几乎已被砍伐一空。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保持生态平衡是徽州山区宗族的一大功能。这也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宗族聚居，子孙繁衍，必然会有贫富的分野。《续方氏家乘序》（１４６４年）云：“凡同方姓者虽贫富不齐、贵残殊位，皆吾纮祖储仙之遗裔，其遇高年长者咸宜尊敬，于茕独孤弱变必加恩意焉，如此斯有以广念宗敦族之义，又有以致竭诚事天之孝，庶仁义之流演而吾族之益盛容漫没乎？！”因此，宗族以族产收入来泽惠族党、救济贫困。宗族抚孤恤贫的义举缓和了其内部小农的分化，使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进行。这些小恩小惠，族人之外的佃仆是得不到的。但歧视、迫害佃仆现象，在徽州很普遍。嘉靖《徽州府志·风俗》称：“其主仆名分尤严肃而分别之。臧获辈即盛赀富厚，终不得齿于宗族乡里。”宗族与佃仆之间的对立状态，掩盖着宗族内部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的事实。所以在徽州我们可以看到佃仆的反抗斗争，却少见农民起义。瀹坑派５５世方时翔的传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明季无主荒馑，后不逞者乡纷起，群仆而叛，族哄而攘，君首创富室醵金饷贫，联络拳勇，名以御外侮而实杜内衅”；“本朝（清）既定鼎，山寇犹在在窃发，乡之悍仆杨继云恃勇为乱，肆害本乡，屡捕不得，一日忽至众怖甚。君乃帅乡之有力者密谋之，先藏器械诱之至，突起击之仆地，村众继至共杀之，余党皆骇散。巨害既歼，乡遂宁静。”［②e］方时翔是个“往来大江南北间，转移贸易，以时伸缩之”的客商，后归乡置产，成为族中大地主。在对待“族哄而攘”上，时翔“首创富室，醵金饷贫”；在对待“仆群而叛”，方氏则毫不手软“共杀之”。谱牒志乘中常见“族居数千人，相亲相爱，尚如一家”［③d］的记载，这并非全属虚饰溢美之词。由于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及南宋赋役的繁重，这个自３４世承威迁瀹坑起，直至第４０世的７世同居家庭才析居。第４１世子华、贞献分别迁瀹潭、潜口。迨至明清，这类百口同居、同爨的大家庭已不多见，但在新的小家庭大宗族［①f］的格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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