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仆阶层仍是转移、减缓宗族内部矛盾冲突的特有机制。作为一个生存系统，徽州宗族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富有张力。

　　方氏族人对宗族的归属感是建立在尊祖敬宗的基础上的。上述在祖宗面前不分贫富人人平等的观念便是由此派生的，其理论根源便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孝。方氏《成性祠宗谱叙》（１６４４年）云：“子与子言孝，父与父言慈，兄与兄言友，弟与弟言恭，推之与事君者言忠，与交友者言信，皆孝也。”孝派生忠，忠也是孝，“百行孝为先”。由此而推导的结果是，当孝与忠发生冲突时，作出孝优于忠的选择也是合于儒家伦理的最高原则，也是理所当然的。《方氏会宗统谱》卷一九《太学广居方先生墓志铭》记载，方启大以“祖父母在不敢以身从”为由，拒绝参加抗清斗争，不但未遭到人们非议，反而被作为孝的典范受到环岩方氏的推重，其墓志铭也上了方氏会宗统谱。儒家学说本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构筑起来的，所以孝被推崇到至尊至高的地位。这套理论对维持农业时代农村宗族、家庭的稳定十分有利。只要能保持家的利益不受损害，在孝的理念下，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改朝换代的事实。

　　宗族是封建国家的缩影，也是封建国家统治的基础，因此反封建国家的斗争其矛头所向往往首先对准宗法统治。据《桂林方氏统宗谱》卷四《忠义彦通方公传》载，北宋宣和年间“朱勔以花石纲媚上，人多出其门，竞为刻剥，深山穷谷之民，罔克奠居”。东南地区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当时在民间传播着食菜事魔教，该教教规之一是“不事神佛祖先”［②f］而主张“同党相亲相恤”［③f］。以“同党”取代同祖，直接与宗法观念相对抗。方氏族人方腊利用食菜事魔教，组织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所谓“腊得妖书，藉以倡乱”。关于方腊，建国后尤其是“文革”后曾就其出身和籍贯发生过争议［④f］，但是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即方腊乃歙淳方氏的族人。方腊起义是由造宗族的反开始的，《方氏会宗统谱·佘坡分派世系》方有常小传载：“邑人方腊者向佣于家，宣和初腊得妖书，藉以倡乱，因令次子世熊首于县大尹，陈公光不察，反坐诬系世熊于狱，腊觉即杀其家人四十余口，惟第三子庚及孙文忠、文毅，并在狱之世熊得免。”方有常（４４世）系自苏村始迁淳安帮源桂（４１世）的曾孙。佘坡分派世系方桂小传载其“承父遗业，服贾青溪万年镇，即今威平，得膏腴产于帮源，曰姑婆宅，因挈家帮源居焉，时宋仁宗天圣癸亥岁也（１０２３年）”。桂因经商致富购地过居帮源，这是方氏１２大派中唯一以经商始迁，又以战乱再迁定居的派系。三传至有常已是帮源的大地主了。宣和二年（１１２０年）秋，方腊杀有常一家后，“数日之间，啸众至数万人”［①g］，不久便“众殆百万”［②g］，席卷东南。三年（１１２１年）４月方腊被韩世忠部俘获，起义失败。《桂林方氏谱序》（１６８５年）有方庚助韩世忠破方腊的记载：有常季子“庚公乃奔命江淮，逆王师为韩忠武先导，诱擒腊并其党羽，东南以平。余读宋史尝观腊寇之变起于仓卒，聚群不逞之徒，伪据吴越，欲凭江为阻窥视中原，已而王师直指，忠武为王渊裨将，以素未经涉之地，独能卷甲疾趋攀崖度谷，不浃旬而捣其巢穴，意必有卓荦非常之士，奋忠义以为先者，今乃知皆庚公力也”。有象征意义的是，方腊起义是以打击宗族势力开始的，也是在宗族势力的打击下结束的。宗族在变乱中，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和复制再造能力。

　　在方腊起义的过程中，受打击的另一支方氏是柘田派。《柘田分派世系》方愚（４５世）小传载：“宣和之难，奉亲避于穷山，兄弟被戮，室庐灰烬，创兴于平复之后，葺墓修谱，追溯渊源，后世赖以传焉。”柘田方氏所受的打击是双重的。《续方氏家乘序》（１４６４年）云：“愚祖遭兵燹，后获抵升平。”［③g］遭“兵燹”而不称“寇”，是指柘田受方腊的株连而遭宋兵打击。这是明代天顺年间写的序，而当事人在宋代却未便称“兵燹”，只是强调自己“清白相承”，这是可以相印证的。同时，方腊对柘田本家的叛逆和打击，也可见于愚的谱序：“蒙又以族系日繁不可具载方册，略书世代名行纪于家谱之后，自元英先生干以来至我高祖承之，祖行共十一世，叙成一图，传宗人之家各图诸壁，庶几举目知敬，不幸贼炬一焚，悉为煨烬。”谱图付之一炬，这是方腊对宗族统治的宣战和讨伐。

　　柘田方氏在经历方腊和宋兵的双重打击之后，迅速地重建宗族统治，《方氏谱牒序》（１１３０年）云：“渐创屋业，会骨肉于离散之后，定宗盟于扰乱之余，亲族得以再聚。”愚小传所称“葺墓修谱”都是宗法统治重建的象征。

　　《方氏族谱序》（１７００年）指出祠堂、谱牒可以“济宗法之穷也”：“吾乡聚族而居，居必有祠，而大宗祠必建于始迁之族，与庶子祭必于宗子之家义犹相近，而谱牒因此以系，凡昭穆继序、嫡庶相承、尊卑长幼、爵位名号与夫忠孝节义、幽贞阃范斑斑可考，虽数千年之族，松分叶散，而入其祠观其谱凛然有不可犯之色，则宗谱者所以济宗法之穷也。”在徽州宗族社会，一个个富有张力的生存系统，在祠堂、谱牒、祖坟的维系下，不断地延续、再生，“以静制静”，从而构成农村社会“静态”的景观。
　三

　　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始于１６世纪，其标志是资本主义萌牙的诞生。由于传统社会特有的结构，直至１９世纪中叶，新经济的因素仍处于萌芽阶段，因此社会转型始终是沉重而难以启动。传统中国特有的结构之一便是农村宗族制度。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宗族自身又有什么变化呢？这一变化对地域社会的影响如何？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将历史的视角稍往前拉，从转型前最后一次王朝交替，即元明之间的动乱开始观察，以便作出比较，把握转型期的特征。

　　方氏宗族受族人方腊的“连累”，致受沉重打击。除了柘田、佘坡外，其他方氏派系也不同程度受“连累”。《联墅方氏源流序》（１３０８年）云：“独怅祖宗文集家传谱记毁于五季及宣和。”方村《锦庭方氏家谱序》（１２４２年）云：“干戈纷乱之后，版籍图书大都厄于兵燹。”方氏所遭打击是普遍而深刻的，以至理学家郑玉在为这个“东南为第一大族”的《方氏族谱》（１３２４年）撰写序言时，告诫方氏子弟：“立身修德以光大其门闾，使家声复振，斯谱之传不坠，此则谱外意也，方氏子孙勉之。”可见直至元代，方氏“家声”仍未“复振”。元未明初，改朝换代的战争也给这个山区宗族带来巨大的灾难。《临河方氏本宗源流考》（１４８４年）载：“元朝之乱抽点富民婴城固守。后归我太祖高皇帝遂籍于兵，调征不停，既成混一，分隶诸卫，无复得守乡土，纪于载册。吾宗富盛之族全徙于军者七去其五，加以贫乏不能自存，流散走死，不知其有几也。所得存于临河者是亦其幸欤。”《方氏会宗统谱》联临分派世系没有具体披露元末明初方氏被“乱抽点”和“籍于兵”的情况，但其他分派世系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例如《柘田派居马源》载，第５４世聚师（１３４２－１４１４年），“父以有司令拒红巾贼，死于饶州，时聚年甫十二，能哭奔贼寨，获父首归葬”。聚师第４子春童（１３６３－１４０１年）“建文三年辛巳充百长，部领赍粮赴德州，回至徐州卒”。这些资料可以印证元末“乱抽点”和明初“徙于军者七去其五”之说的真实，以及动乱对地域社会，哪怕是群山怀抱之中的地区，也是影响深刻的。撰于明永乐戊子（１４０６年）的方氏《家谱续通序》惊呼：“数十年间尊祖之义扫地矣！”元末明初战乱后，方氏宗族的重建其方向仍是农村到农村。到１５世纪末的弘治年间，徽州农村社会又恢复了本文开头所引的“闾阎安堵”、“比邻敦睦”的情景，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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