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真是有名无实的农场”[21];同年西康省建设厅27号指令称“康定垦牧场林业课,三十六年度工作成绩甚微,三十七年度应立即拟具培育经济林及苹果、林檎等苗木计划呈府核办”[22],康定农场的情况比泸定农场好不了多少。 1949年12月刘文辉宣布起义,次年3月24日解放军六十二军五五六团开进康定,西康解放。7月,人民政府接收了康农所康定农场10月接收了康农所乾宁垦牧场,至此,康农所成为历史,使命亦终结。 康农所取得的某些成绩,在西康地区是空前的。如直属康定农场生产机制麦片,这种康定以前未见过的新产品一投放市场,便大受欢迎[23]。在九龙县“沿雅砻江一带产麦区域”,利用山泉灌溉,“试种冷水稻,略有成效”(九龙县长殷崇实1942年10月2日致康农所函,(川档249—77),至今仍有耕作。在康农所开展工作的初期,它的农牧业推广,对省内各地起到了技术指导与示范作用。如西康省于1947年总结上年(1946)该省建设八大成绩时,“农业改进”即为其一,主要内容有“改进良用作物,举办水稻、小麦、青稞、马铃薯等育种试验”、“增加粮食生产”、“改进牲畜,防治兽疫,栽培牧草”、“培育果苗,试种美国菜蔬推进园艺事业”等。具体成绩数字是:繁殖良种609亩,推广良种10400亩,垦荒29100亩,增产杂粮8720石;利用隙地21000亩,增产杂粮8500石,推广冬耕及良种60000亩,增产麦类杂粮36000石,推广肥料及防治病虫害32200亩,增产粮食3200石;机制黄油3200磅,炼制白塔油4000磅;增产棉花4800担;育苗55256株,造林16740株”。就具体县份而言,可与此参证。如乾宁县1946年度春季行政会议议案之《奖励开垦及改种事项案》即主张“暂定惠远乡为农品改种示范区,以资各乡摩仿”[25],所倚侍技术支持就是康农所泰宁牧场(后改为省立乾宁农牧场)。该牧场引进荷兰公牛代替黄牛与牦牛杂交,欲提高产乳能力,无结果而终;但是该场在上报《三十七年度黄油制造计划、预算书》(川档249—95)获准后,精制黄油,品质优良,很受市场欢迎。因而,西康民众对于康农所持欢迎态度。1947年,西昌县西宁乡公民代表邓凯南等22人,集体签名向省政府递交了《西昌县西宁乡公民代表请愿书》,称1945年西昌县“农推所欲选择适宜地点,扩展业务,乃于西宁乡设立西昌县农林场一所,惟经费短绌,人员太少”,影响了农业推广成绩,因而公民代表请求以“西宁乡三皇宫为场址,将原有之农林场扩大组织”,以造福当地(川档249—150)。可见,地方民众渴望康农所的帮助。这反映出康农所的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 康农所取得的成绩,从试验与推广相比较而言,试验较多而推广工作较为薄弱。康农所乾宁垦牧场场长陈文澜1947年10月在呈报的《设置惠远推广站及推广站简则》中说:“查本场设立以来将近十年,过去于畜牧及农林方面经试验结果,均各有成绩,然未积极推广,以致本场与农民与一般之供应上均少连〔联〕系”,“乾宁附近各县农事之改进及优良牲畜之推广与增产,本场负有重大责任”。呈文中又列举了“试验成绩”,“如本年场中菜蔬存活生长佳良者二十余种”,“本场所选之六棱青稞经选穗,估计每市亩多产一市石二斗”等等(川档249—142)。这一情况,较之8年前并无显著改善。 战争是制约康农所取得成绩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成立到解散,康农所经历了战争的十年:它成立于抗战最为艰难的中期,之后的两三年做了一些农业改进的实事,取得了局部成效。稍后选班辕事变、国共内战,以至1946年后康农所几乎没有大的举动,仅是维持、不断萎缩、裁减员工直至出现“全场经费只能用于场长一人而已,真是有名无实的农场”。所以,到了后期,虽有1947年制定的《康农所三十七年度工作计划》、1948年制定的《康农所三十八年度工作计划》(川档249—142)之类的总体规划,1947年制定的《天全农场贷款经营茶叶计划书》(天全农场场长曾绍谦制,川档249—95)之类的具体实施方案,但难于实现。至于少数推广者亦仅限于康定、西昌、乾宁、九龙等县城附近。所以社会影响受到了限制,“方法陈旧,至今未见改良,是其缺憾”[26]在当时西康地区仍是普遍的现象。 严寒气候也是制约西康地区农业改进取得成绩的因素之一。1940年11月石渠县在给康农所的公函中称:“本县气候高寒,不适农产。前曾试办农场,均苗而不秀,穗而不实”(川档 249—62)。类似的说法又见于宁南、邓柯、白玉、石渠、理化等县的上呈公函中。此外,经费支细,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康农所及其所属的农业机构或设或废,时有时无,间有官僚主义作风,因而实效大打折扣。 相对于康农所取得的某些“空前”成绩,康农所开展的实际工作,对于解放后四川民族地区(尤其是四川藏族地区)相关机构的设立可谓是奠定了基础,对于以后西康地区农牧业的改进及现代化的起源与发展而言也是有启发的,这可说是“启后的”。以事实而言,1951年4月在合并康农所康定农场、乾宁垦牧场的基础上,成立了新中国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乾宁农改场,1955年10月改称甘孜藏族自治州农业试验站。1961年8月甘孜藏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成立,1963年5月重组为农牧业科学研究所。到了70年代,十个县建立了农科所。l977年7月。农牧业科学研究所分为农、畜两个研究所[27]。新中国这些农牧机构的设置可谓是在康农所基础上的新发展。总而言之,康农所在农、林、牧等方面进行的努力和尝试,即以近代科学技术手段改造传统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较有规模有组织的实施,康农所较之“西康农事试验场”又前进了一大步,取得了更多的农业改进的实际成效,可谓四川藏、彝等民族聚居地区农业、畜牧业近代化的开始。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这种农业、畜牧业近代化所取得的成绩有限,因而对它所取得实效的评估不宜过高。但是它却预示着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畜牧业的发展方向。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一页,更是中国边疆开发与经济发展史上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吴谧赓.西康地政概论[A].边政导报[J].1947、6(2、3号合刊).第5-16页. [2]县志委员会主编.康定县志[M].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180页. [3]杨开俊.甘孜州农业科研工作蓬勃发展.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7辑[C],1999.第273页;王德安.解放前西康省建设厅概况[A].四川省甘孜州政协委员会.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1辑[C].1990.第179-190页;州农牧局办公室.甘孜州四十年农业生产发展成就[A];州农科所.甘孜州农科所四十年来的科研成就[A].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0辑[C].1990.第4、11页. [4]温贤美主编.四川通史[M].第七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1页. [5]康定县志[M].第106、150、162、180页. [6]编写组.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志[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204页. [7]王川.民国时期“西康农事试验场”的设置及其实际成效[A].西藏大学学报2004[J].(1). [8]岳琛主编.中国农业经济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25页. [9]杨仲华.西康纪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下册.第345页. [10]董兆孚、万腾蛟.西康宗教政况夷性考察报告..边政[J].1931(4);冯云仙.西康泸定县调查表p].第1、67页.边政[J].1931、12(8). [11]羊磊.道孚县小志[A].川边季刊[J].1936、3(2卷1期). [12]康定县志[M].第501. [13]边声[J]1938、10(1卷2期). [14][21][23]王德安前揭文. [15]孙明经.1939年:走进西康[M](摄影作品).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150、151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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