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依然是一片局促南隅，沉睡未醒的荒服之地。宋代以降，北方士民的南迁，尤其宋室南迁，偏安临安之际，北方士民的集团性移住，为珠江三角洲提供初步开发的机遇；宋元围筑堤围，兴修水利，正是其初步开发的标志。明中叶广州市场的转型，又为珠江三角洲提供了新的机遇，从而使其进入了开发深化的阶段。三角洲人善于把握机遇，作出合理的抉择。他们一方面 将这片浅海滩涂开发成适合种植经济作物的良田；一方面以外贸为先导，开拓市埸，以出口贸易带动各行业的发展，不断地推动农业商业化，使珠江三角洲变成海洋经济的基地。

珠江三角洲人本是由北方的士民不断移住，并和当地土著融化而成的；自明代晚期以降，又不断流布海外，尤其鸦片战争后，大量移殖海外，流布四方。历史造就他们敢于开拓、敢于创新、富有冒险的精神。浓郁的乡土观念，又使他们以其事业的成功经验、以其从西方学得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来促进或具体邦助珠江三角洲的近代化和海洋经济化。清末民国年间，珠江三角洲已实现了以出口贸易为主体的海洋经济化了。但是，他们并没有照搬西方的一套，例如，农业的商业化是保持小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西方的农埸式；缫丝工业近代化时，二百多间机械缫丝厂，也分布在乡村、墟镇，而不是城市。近年来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发达，应该说是这种历史的合理传承。

顺带指出的是，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珠江三角洲人面对这一历史潮流性的转型，再次迅速作出抉择，率先按照市埸经济的轨道运作。在短暂的二十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绝非偶然。同样是当地人与侨居各地的华侨华人在这块充满产业革命精神的土地上，携手共创的结果。

附记：
承审稿人提出许多改进意见，特致谢忱。
又，本文定稿后读到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一书。在此书中，作者以广阔的视野，丰富的阅历，站在世界史的高度，详细论述了以广东为重点的中国蔗糖的生产与运销海外各地的情况，本文来不及吸取该书的研究成果，颇感遗憾。笔者已组织人员正在翻译成中文，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释

(97)秦汉时期已有华人移居北朝鲜和越南。在过去视为藩属国, 并没有视之为华侨。宋代，文献上出现关于华人在东南亚洲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建立殖民地的片鳞只爪的记载，但缺乏实证性的资料。明初，南海人（一说澄海人）梁道明曾被聚居三佛齐（今属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推为首领，一度建立地方性的政治实体；郑和下西洋时，南洋地区确实存在一些华侨社团，但只是偶发性个案，并没有形成风气。
(98) 杜臻，《闽粤巡视纪略》卷2，「香山」。
(99)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62，〈兵部.广东〉。
(100) 霍与瑕，《霍勉斋集》卷12〈上潘大巡广东事宜〉。
(101)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8，「暹罗按语」。
(102) 《明宣宗实录》卷108，宣宗八年。
(103) 民国《福建通志》卷34，列传24，〈黄光升传〉。
(104)郭春震，〈备倭论〉，见乾隆《潮州府志》卷40，「艺文」。
(10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谷」条。
(106)王 予，〈王司马奏疏〉，见《明经世文编》卷238。
(107)参见朱德兰〈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7卷第2期（84/9），页53--75。
(108) 周玄 韦，《泾林续记》页37，见《涵芬楼秘笈》第8集。
(109)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0,〈广东四〉。
(110) 转引自《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一辑，页177。
(111) 〈关于中国贸易问题的简要报告〉，见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页119。
(112) 转引自岩生成一，〈下港唐人街盛衰变迁考〉，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第二辑（1957年4月）。
(11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银」条。
(114)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事语」，「贪吏」条
(115) 梁廷楠,《粤海关志》卷5，「口岸一。
(116) 《南海九江关树德堂族谱》卷17，〈皇清直隶州州同达轩关君墓志铭〉。
(117) 参见田汝康，＜15－18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新建设》8－9期（1964年8月）。
(118) 参见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人口问题〉，《清史研究论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6 辑，页141--168。
（119）叶显恩等，〈晚清华工出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收入《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即由稻禾出版社出版。
(120) 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1。
(121)参见拙稿《珠江三角洲商业代化与社会变迁》第四章，〈宗法土地制度与商业化〉（未刊稿）。
(122) 陈在谦，〈与曾勉士论沙田书〉，《广东文征》第辑。按：陈在谦，广东新兴人，嘉庆甲子（1804年）举人，官清远县教谕。
(123) 杨宝霖，〈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之最早之地〉，见《自力斋文史农史论文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页306--312，。
(124) 民国《顺德县续志》卷3，页26。
(125) 参见程耀明，〈清末顺德机器缫丝业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见《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37—278。
（126）参见 Robert Y.Eng .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China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olifornia Press,1986) P.183。伍若贤教授在这部研究中国丝业的专著中，以广东实即珠江三角洲与江南的蚕丝业，就工厂的设置、技术、投资、劳动力、原料—蚕茧等方面作了比较。
（127）参见林金枝等，《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章，第三节「广东华侨投资的百货业」；谭仁杰〈永安公司创始人郭乐〉，见《广东文史资料》，第62期（1990年）；陈醒吾〈马应彪与先施公司〉，见《广州工商经济史料》（广东人民出入社1986年出版）；按陈醒吾以先施百货公司文具部副部长（1919年担任）的身份回忆说，先施创办于1910年。但综合多方面军资料作出判断，创办的时间当应在1900年。最有说服力的是先施公司25周年纪念册上就写明：1900——1924。见前揭林金枝书页562。
（128）、（129）参见叶显恩，＜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0＞，张伟保、黎华标主编《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年论文集》（香港：新亚研究所，1999年9月出版）页193－215。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粤籍人及其在客民中的重要性，叶文注（26）已引用冯尔康教授赠阅的《清代广东人在上海》一文（未刊稿）的数据（见前书212—213页），于此不赘。
（130)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
(131) 参见蒋祖缘主编《广东航运史》（近代编）页82，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
（132)《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30年，卷下，「三水」。
(133)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宣统三年，卷下，「通商各关内河轮船按年挂号总数」。
（134）参见蒋祖缘主编，《广东航运史》（近代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85。
（135）参见叶显恩，＜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0＞，张伟保、黎华标主编《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年论文集》页193－215。
（136）林金枝等，《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章，「广东华侨投资的各类工业」；第17章，「广东华侨投资的金融业」。
（137）刘子芬，《竹园陶录》（美术丛书四集第10辑）卷2 ；蓝浦撰，郑廷桂补辑，《景德镇陶录》（美术丛书二集第8辑）卷2，。
（138）参见郑林宽，《福建华侨与华侨汇款》，页26。
（139）参见许檀，＜鸦片战争后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与近代化＞，《清史研究》第3期（1994年7月），页70--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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