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槐（乾、嘉时人）说，「计其圈筑之费与年岁之久，其值亦与买置中腴之田相比」(120)。据笔者的研究，一般地说，一亩白坦的工筑费为十余两,加上花息银2两，收回成本大约要15年左右(121)。嘉、道时人陈在谦也说：「有沙田十亩者，其家必有百亩之资而始能致之也；有百亩者，必有千亩之资而始能致之也」(122)。可见承垦沙田者，非大族势家、商贾富户不可。一般的贫民小户是不可能染指的。

引进作物的新品种，也是侨居海外的海商对珠江三角洲的一个贡献。例如陈益于万历十年（1582年）首先从安南耐旱、高产作物番薯引进其故乡东莞，即一例(123)。

华侨中的一些精英，将在侨居地学到一些新技术和一些近代经营管理的知识，以及积蓄的资本带回珠江三角洲创办近代的企业。最为突出的是，华侨陈启源，带着他在越南由法国人建的丝厂学得的知识和多年积累的资金，于1872年回到家乡南海县简村。次年创办继昌隆丝厂，率先引入先进的机器缫丝工艺，并加以改进。机器缫丝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又远胜于手工缫丝。在国际市埸上，厂丝的价格较土丝高出约三分之一，而且销路通畅。机器缫丝业一经出现，「各处闻风兴起，纷向南海、顺德产蚕地方竞相设立」机器缫丝厂(124)。80年代初，南海、顺德有十余家。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增加到五、六十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陆续增建新厂。单顺德一县，于1911年已有142家以上。到了20年代, 珠江三角洲的机器缫丝业已增达200余家(125)。值得注意的是珠江三角洲较之于江南地区，是晚兴起的蚕丝区，但在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机器缫丝厂设立的数量、资金、以及工厂的规模均超过江南，其中一个原因是资金上享有海外华侨商人汇款的优势（126）。由于机器缫丝厂的大量发展，厂丝逐步取代土丝，至本世纪20年代，如前所述，丝货（包括水结和丝织品）出口价值约占广州出口总值的70--80％，成为广州外贸的主体产品。蚕丝业不仅和侨汇成为珠江三角的两大经济支柱，而且也是广东全省的经济支柱。这里应当指出，陈启源创办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着中国民族工业近代化的先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世纪初，澳大利亚华侨马应彪创办先施百货公司，郭乐、郭泉兄弟开办永安百货公司，蔡兴、蔡昌兄弟开设大新百货公司等。这著名的三大百货公司的总部虽然都设在香港，但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是巨大的。先施和大新还在广州开设有分公司。该三大公司都有在广州开设旅馆业等，而且皆兼营储蓄业，「隐然商店与银行相结合」（127）。

又如美国侨商陈宜禧于光绪32年（1906）回台山，自己筹款，自己设计，修筑新宁铁路。时间上虽然稍迟于潮汕铁路，但它是纯粹由民族资本兴建的头一条铁路。

航运业的近代化，也主要是由海洋经济的产物近代买办商人推动的。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上海很快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原与西商有种种联系的买办、通事、跟随、仆役等人，同西商一起转移上海。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有人甚至说，50年代上海有8万广东人。此说不确，但其人数在当时上海人口中占比例之多是无庸置疑的，而且人口的素质亦高（128）。19世纪70年代，由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招商局，几乎都是由珠江三角洲，尤其是香山县的买办商人支撑的。先后主持局务的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都是香山人。香山县买办郭甘章在70年代初，也已在香港置有多艘轮船，从事航运业了。他们在广东地区着重发展内河和沿海内港的小轮船化，并仿照西方致力于以广州港市为中心的航道网络和港口、码头的建设(129)。70年代中期，华商梁定荣在家乡佛山创办广德泰轮船公司，「置海舶由粤直走天津」(130)。自光绪24年（1898年）清朝政府颁布「内河行轮章程」后，小轮船公司蜂起。光绪26年（1900年）全省小轮已达200艘。其中洋商的小轮船只占极小部分(131)。珠江三角洲的水网区南海、番禺、顺德、香山等县，不仅乡镇间有互通小轮船，而且与邻县、佛山、省城等地也有轮船往来，甚至「凡在略有市厘交易之乡镇，每日间小轮经过开行，纵或无二次，亦必有一次」(132)。1911 年广东拥有的内港小轮船310艘，占全国同年内港小轮船的三分之一以上，仅次于包括上海在内的江苏省(133)。内河的轮运（含九龙、拱北的内港轮运数）约170余万吨(134)。成为全国航运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台山的公益埠和香洲商埠，同样是由侨商伍于政等开辟的。1903年在香港创办的四邑轮船公司、1910年在广州创办的侨轮公司等,也是出自侨商之力（135）。

华侨还在能源、工矿，以及银行、百货公司等方面，建立起近代企业。作为民族工业，有的还属国内所首创。例如，旅日华侨卫省轩于光绪四年（1879）在佛山开办巧明火柴厂；美国华侨黄秉常、李荣邦1890年在广州开设的发电厂等。华侨开办的金融业，也令人注目。银行、银号（钱庄）和侨批业（经营侨汇业务）等，几乎遍布整个侨乡。20世纪20年代，顺德甚至成为广东省金融业的中心（136）。

根据从海外返馈的市埸信息，迎合西方顾客的喜爱、耆好而创制了花茶、彩瓷等新产品。如前所述，花茶就纯粹为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喜爱而研制出来的。又如所谓「广彩」的陶瓷，也是完全为投西方人的所好而在广州创制的。据文献记载，「其器物购自景德镇，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工。」这里是说贩运来景德镇烧造的白瓷器，在广州的河南、西村设厂开炉烘染。「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137)。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乡土、家族观念的驱使，侨居各地的华侨，将积攒的资金，汇回家乡。19世纪末20世纪初, 侨汇成为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这些侨汇，除部分用于侨眷的消费外，其馀的被投入当地的建设。关于侨汇，我们尚缺乏完整的确切的数据。最早的估计数字是187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省上议会所作的美国华侨汇款每年平均为1亿8千万美金。又据旧金山总领事黄遵宪查银行汇票总簿的记录，20世纪头几年, 华侨汇款回广东省的最多一年为一千五、六百万元，古巴、秘鲁、西贡、新加坡等地汇款未计在内（138）。这仅限于一国一地的数额。有人估计，珠江三角洲要县每年可达数千万元。侨汇不仅为家乡的商业化和沙田的开发提供了资金，而且成为家乡的近代化建设的资金来源。据不完全的统计，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抗日战争前,华侨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达2亿4 千万元。其中工矿业为2125万元,占总投资的8. 8％, 商业服务业、金融业、交通业为8778万元，占36.5％, 房地产业为13188元,占54.7 ％（139）。

这里不难看出，侨居海外的华侨，主要是坚持和发扬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商业文化，以其商业的成功，以及以其从西方学得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来促进或具体邦助家乡的商业化和近代化。处于三角洲边缘的广州、澳门和香港，一直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与世界各国往来的通道。从汉代的「译长」到近代的买办，从唐宋的「蕃坊」到近代的洋行，三角洲历来就有服务于外贸的专门人才，就有专辟为外商居住之地和由外商设置的商务机构。有的外商因久居三角洲而加入当地户籍。珠江三角洲作为海洋经济的前沿地带，当地人或参与其事，或耳濡目染。他们既吸取了西方有用的知识，又没有照搬西方的一套进行商业化和近代化。例如，农业的商业化是保持小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西方的农埸式；蚕丝区进行缫丝工业化时，二百多间机械缫丝厂，也分布在乡村、墟镇，而不是城市。本世纪8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达，应该说是有历史渊源。


综上所述，由于古老的广州港市经济的特殊性，它的繁荣并不能带动其所在地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进步。北宋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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