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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乡村工业的迅猛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它使中国形成了城乡两大推动工业化的主导力量，使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相结合的道路。本文从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乡村工业，追溯其发展源头的历史积淀，探索传统与现代耦合的渊源。
　　
　　一、历史积淀与当代乡村工业的发展
　　
　　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天然的延续或继承关系。大量事实证明，乡村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完整的、连续的过程。从明清时期的原始工业化，到近代乡村的半工业化，再到计划经济时期的社队工业，最后发展为当代乡村工业化的实践，每一进程都不会脱离前期的历史轨迹而凭空产生，每一进程也为后期的进步准备着历史条件，并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影响着后期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尽管当今乡村工业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与近代或明清时期已有天渊之别，但仍能发现传统与现代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生产技术方面看，当代的乡村工业基本以传统的手工劳动技术为起点，其产业模式主要集中在投资少、见效快、技术要求低的纺织、服装、小商品、鞋帽、食品和土特产加工等行业，这与明清时期乃至近代乡村工业的“超轻结构”一脉相承。许多地区的农村工业正是在直接继承了传统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江苏盐城市龙岗镇储巷村，村里人善于编制柳器的历史已有数百年，上辈乐教，子孙乐学，一代传一代，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家家户户重操旧业，靠自己勤劳灵巧的双手，用柳条编织富裕之路，全村352户，有1 050人加工柳制器具，仅1994年就实现产值450万元，一部分产品还通过外贸渠道，飘洋过海创造外汇。从生产组织形式看，当今乡村工业的“夫妻店”、“父子联营”、“兄弟合伙”等各种家族式经营模式与明清时期乃至近代乡村工业的家庭规模生产组织形式一脉相承。尤其在温州地区，在乡村工业发展的初期，以家庭为核心、以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家族发挥了巨大作用。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尽管许多以家庭工业为主要形式的生产组织朝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演进与变迁，仅温州地区就拥有3万多个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在私营、股份合作企业基础上组建的为数不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许多企业集团，但其内部至今仍难以抹去夫妻工厂、父子公司或亲属集团的痕迹，家庭化和家族化的色彩依然相当浓重。在市场经营意识和思想文化观念方面，当年的“浙商”、“徽商”、“闽商”和“南洋侨商”的后世子孙们，秉承先人的理念和智慧，继承工商皆本的文化传统，发扬吃苦耐劳和勤奋务实的人文精神，善于捕捉商机，敢于冒险进取，勇于开拓市场。正是这些千百年历史积淀下来的特殊文化基因的发扬，推动了当代中国乡村工业化进程。
　　当代中国乡村工业从传统积淀的土壤中吸取着得天独厚的丰富营养，从而迅速而茁壮成长。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不靠城市资本，不靠国家投资，靠农民自己劳动成果的积累，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创造了辉煌的乡村工业化奇迹。以苏南、温州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农村地区已成功走过从家庭手工业到半工业化再到工业化的历程。如，温州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他们用自有资金、传统技术和家庭场所创办家庭副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了以家庭生产经营为单位，以专业市场为纽带的“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经济格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家庭工业通过联产、联营、合资、合股等多种形式，逐步演变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从而取代个体、家庭工业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农村工业在发展中逐渐由家庭作坊、手工劳动转向大工厂和机械化、自动化，从分散的小规模生产转向规模化经营，从前店后厂的小作坊转向店厂分设的专业化经营，从家庭成员个人所有转向合伙、股份制经营，从家族血缘信任关系为主转向现代契约和法制关系为主，从国内集市贸易和区域市场走上国际市场。如今，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农民已从手工劳动、家庭作坊的起点走上了现代工业化的大舞台，他们创造了“中国鞋都”、“中国电气之都”、“中国制笔之都”、“中国锁都”、“中国塑编之都”、“中国印刷之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中国塑料薄膜生产基地”等区域性的集群经济。这种集群经济具有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形成了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及品牌的集聚优势，由此形成了在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的成本优势、价格优势和竞争优势。
　　
　　二、传统与现代的延续和并存
　　
　　传统与现代在时序上的延续，既意味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的保留，也意味着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被替代。从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看，现代的机器大工业取代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是历史的必然。
　　在中国近现代工业化的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只是一种替代或冲突关系，在两者之间不仅时序上存在着延续或继承的关系，而且在空间上具有并存和互补的关系。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发展的情况看，机器棉纺业是以纺纱来供应乡村手工织布为起点的，然后才转向用机器织布。近代机器棉纺织业的发展之所以比较顺利，实际上得力于华北等广阔乡村半工业化手织业的兴起，城市的机器纺纱为乡村的手工织布解决了原料供应的“瓶颈”问题，而乡村的手工织布又为城市的机器织布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两者之间的互补性很强。再从当代乡村工业的发展状况看，蓬勃兴起的乡村工业，不仅以其轻型产业特征矫正了计划经济时期造成的产业结构扭曲，形成了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平行发展的格局，而且优化了乡村工业与农业之间资源的配置。乡村工业以农业剩余投资起步并发展，而其利润的一部分又流回农业，用于支农、补农、养农。从而使中国传统的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相辅的小农自然经济，逐渐过渡到一村一乡甚至一县的农副工业综合发展，使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上升到更高的平台，乡村工业和农业与城市现代大工业相互提供产品和市场，形成城市现代化企业与乡村传统经济互补，农业与工业相辅，城乡共同发展的局面。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乡村工业的发展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使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缩小，这对缓解城乡收入差别、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从发展趋势看，传统社会迟早要进入现代社会，这在逻辑上是无误的。然而，这种发展趋势最终会是怎样的结局?以往的研究成果似乎形成了这样的逻辑线索，好像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传统因素会逐渐减少直至消亡，而现代的因素会一点点增多，直至完全取代传统。这种看法在理论上具有片面性，在实践上也缺乏经验的支持。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难在已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找到例证。如，日本不仅在社会生活方面可以显现传统与现代的奇妙和谐，而且在生产组织形式上，时至今日仍保留着大量传统的家庭或家族企业模式。可见，即使已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也不可能将传统完全取代。中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不仅不可能在工业化进程中将传统的历史遗产丢失殆尽，相反，会将其精华传承并发扬光大，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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