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低社会化的社会风险分担机制不能真正起到分散社会风险的作用。”
　　(三)基本公共福利不均，拉大了居民生活差距。改革开放后，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但相对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有些滞后，反映在收入分配领域，出现贫富不均甚至两极分化的情况。据原劳动社会保障部统计，我国占城市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拥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10％贫困人口却只拥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由于基本公共福利在供给和享用上存在差别，导致居民间的实际收入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我国基本公共福利因素在影响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5％左右，基本公共需求的矛盾已开始成为新阶段贫富差距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在1993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做大了民生这块“蛋糕”，但如何“切割蛋糕”，既关系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目标的实现，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关系到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大局。
　　
　　四、进一步改善民生福利的对策
　　
　　改革开放30年来，正是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改革指导思想与观念的进步和升华、改革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社会经济空前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在实现经济社会总体目标、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中，更需要特别关注民生福利的发展。
　　(一)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扩大公共产品使用的覆盖面，保证公共产品使用上的公平性。随着我国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全社会对公共福利或公共产品的需求呈现全面快速增长态势。我国应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将经济社会工作的出发点放在民生福利的提高和改善上，努力增加财力物力，不断扩大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此同时，要使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围逐步扩大，特别是要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使社会上的所有人群都能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另外，还要加快扩大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均衡程度，这关系到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等的相互关系，从而关系到不同人群的相互关系，最终必将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成败。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矛盾不是财力问题，而是财政支出结构问题，不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设公共财政体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很难实现。”
　　(二)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让改革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关注民生福利的改善是执政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正像******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此，全社会都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和发展观。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对改革发展提出的基本需求是：关注人的自身发展、人的公平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提高民生福利要量力而行，不能走“福利主义”路线。根据我国的发展战略部署，到本世纪20年代，我国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到那时，我国的综合国力将达到世界较高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里所说的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就是民生福利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但这个较高的水平应是动态的、有中国特色的。所谓“动态福利水平”，是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从当前和未来的一段时间看，随着科技进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快速的、日新月异的。从另一方面看，人类为追逐更大的福利目标(更舒适、更安逸、更方便)，不断向地球(甚至地球以外的空间)索取各种资源，从而造成了环境和资源的更大压力。如果我们在设定民生福利的目标时不把上述约束条件考虑进去，而是一味追求现代化的较高水平，甚至希望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像泉水一样涌流出来，则必然会由于不切合实际而导致不利的结果。因而，我们要根据现实和可预测的条件，不断调整目标，使之真正起到激励和鼓舞的作用。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福利水平”，是指制定改善民生福利的政策要符合国情、量力而行，不能盲目模仿福利国家模式，搞“福利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20几年的高增长和高福利的社会经济繁荣期，特别是西、北欧，建立了所谓的“福利国家”。但这种高福利的繁荣是在高税收、高财政支出的条件下实现的，出现了劳动激励不足、企业效益下降、管理效率降低等不良后果，这种不良后果甚至被称为“福利病”。由此出现了上世纪80年代后的福利国家的普遍改革。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确保人人共享社会福利，从而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将长期存在。在改善民生问题上，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一个超越历史阶段的高福利供给，势必会形成虚假的公平，产生效率的挤出效应，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我们要积极探索市场规则与国家福利的平衡点，妥善处理好需要和可能、局部与全局、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注重建立与市场发展相适应的长效机制，做到从制度上保障民生问题的解决。
　　(四)推动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实现真正的“有限的政府”和“有效的政府”的社会改革目标。我国现有的政府组织结构和功能定位是在建国初期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形成的，虽然这些年在我国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总体上看仍属于“经济建设型政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绝大部分经济和社会活动已逐渐主要依靠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来完成，这时，政府的作用就应该是有限的。在现代社会，由于政府的功能定位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型政府”也必然是其应有之义。在公共服务型政府里，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服务于公共需要的执法系统，这个执法系统既负责监督社会公众行为，又要负责监督政府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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