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就得权衡利弊了。日本很幸运，在它大力向世界市场大量出口纺织品的时候，没有象世界贸易组织那样的机构来逼迫它开放奢侈品市场和机械产品市场，它可以只进口原材料和最必要的机械设备，从而为重工业的发展积累起大量资本。如果今天中国要避免外资和进口产品对国内工业的打击，就有可能被迫缩小出口额。而出口额的再度扩大，则必须靠国内工业结构的升级和高附加价值产品出口的增长。目前，由于人民币不贬值，中国已经极大地放慢了出口增长率，并相应地削减了进口，这对国内非出口导向型的工业来说实际上是好消息。即便如此，外资和进口产品对国内工业的打击也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了。最近，就有江苏石化工业联名上书国务院要求加大贸易保护力度。可以设想，如果1998年出口额继续大幅增长，相应的进口也大幅度增长的话，国内自主型工业的日子还会更加难过。

在打击国内自主型工业的意义上，外国直接投资比进口更具有威胁性，又其中跨国公司的投资最为致命。如果说，进口的威胁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节控制，外资企业的威胁则更难以对付。这实际上是打入我国市场内部的竞争对手，它既具有雄厚资本、先进技术和品牌的优势，又享有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更享受了中国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可以利用转移定价最大限度地将利润转移到母公司，与这样的对手相比，中国的大型企业就成了小人国里的大人物了，根本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可以说，跨国公司及为它服务的各类国际组织是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实行自主增长战略的最大障碍。如果不认清楚跨国公司的威胁，错把跨国公司当成亲善使者来欢迎，以为跨国公司真的是来帮助中国发展，那么很可能中国的前景就是巴西式、俄罗斯式、印尼式困境的混合，而中国老百姓在过了一段好日子后又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重新勒紧裤腰带。因此，实行自主增长战略必然要求逐渐加大对外资企业的限制，例如减少对独资企业的审批，要求合资企业中的外方股份减少到49%以下，增加外资企业产品中的国产化程度，限制外资进入某些战略产业等等。

在限制外资企业和进口产品的同时，只要有可能，就应该鼓励中国企业以国内市场积累的利润为后盾，加大出口力度。出口退税政策的实质就是如此，广义来讲，这也是倾销的一种。但是出口退税是国家行为，国家承受的外交压力较大。为了减轻这种压力，我们有必要学习日本的进出口体制。显然，日本有一套复杂的内外贸体制，这套体制给外国产品穿上了一双透明的小鞋，它表面上与关贸总协定的条款并无违背之处，实际上外国产品却很难在日本打开销路。在纽约买日本汽车比在东京更便宜，但日本汽车厂商仍然可以声称没有倾销。因为汽车厂商给商社的汽车批发价很低，利润都集中到了商社，而商社利润则以高昂地价等方式返还给汽车厂商所从属的大财团。这样，日本汽车厂商不需要国家的过多帮助就可以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当然，我们不必照搬日本的体制，而完全可以结合中国国情设计出具有相似功能的保护层。

自主增长战略的基本轮廓，可以概括为“三道防线，一面出击”。第一道防线是坚决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加大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力度，在跨国公司时代则要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和领域；第二道防线是加强对重要产业的政策协调和倾斜，利用后发优势缩短甚至跳过某些产业升级阶段，防止重要产业被外资直接占领或通过市场竞争挤垮；第三道防线是加强自主型技术开发和创新的力度，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一面出击，则是在站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以内养外，进占国际市场。

六、关键在于形成强大的技术创新力量

在很大程度上，公众对于自主增长战略的怀疑将来自于对美国技术优势的崇拜。这是很有道理的。很多参观过日本丰田汽车开发中心或西雅图航空城的中国企业家或领导人都被现代技术的高度复杂性所震慑，一些人与其说被超级市场的琳琅满目所吸引，毋宁说拜倒在西方的尖端技术脚下。但是，工程经历很深的领导人则能在赞叹西方技术的先进性的同时，估量中国工业存在的差距。实际上，差距并不是大得不可企及。从中国前三十年国防工业的技术进展速度看，从苏联空间技术的发展速度看，如果我们再有一代中国智力精英的全身心投入，大幅度缩短差距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这里的要害是智力精英的全身心投入。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教育十分强调爱国主义，在每一个细节中浸透着自觉服从国家利益的精神，使日本的智力精英可以狂热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为日本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1949年以来的情况也很相似，由于新中国激发了全体中国人强烈的尊严和自豪，一大批海外留学人才纷纷归国，无论在高校、科研院所还是工厂，智力精英们都心不旁骛，夜以继日地学习、思考、集体攻关，这才有了一系列震憾世界的重大科研成果的诞生。遗憾的是，对白专道路的批判使这批一心报国的智力精英的心情受到了一定打击。而改革以后，金钱崇拜倾向又从另一个角度涣散了智力精英们的创造激情。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科技精英渐渐退出舞台，新生代知识分子却深受民族虚无主义影响，整个科学技术队伍形存神散，不要说承担起复兴民族大业的使命了，就连维持自身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如果说这二十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科学技术队伍的溃散和大学教学的过度外向化或许是最大的问题。更遗憾的是，有关的部门领导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把科技人才的流失、科研水平的下降简单地归结为待遇不够。如果这样来看待问题的话，那么中国就不可能留住科研精英，不可能进行自主的科技创新，因为中国无法将待遇提高到与美国相提并论的水平。可笑的是，最近教育部真的将“待遇不够”的思路付诸实施了，即所谓设立“特聘教授制度”，每名特聘教授在工资外每年享受10万的岗位津贴，计划岗位总数约为300-500个。10万元，在中国人看来也许不少，但与美国同等人才的收入水平相比，还不一定能到十分之一。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爱国精神，想凭区区10万元网罗一流人才，恐怕只是一厢情愿，而希望这一流人才能象钱学森当年那样全身心地投入，也很难现实。然而，最糟糕的事情正在这里，10万元象征的决不是爱国精神，而是金钱崇拜。它在激励了少数特聘教授的同时，却沉重地打击了中国数以万计的教授、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乃至整个知识界已经少得可怜的国家意识。一个大国的科学技术的崛起，决非仅靠少到如此可怜的几位智力精英的、有合同期限的（五年）、有限度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再过若干年回头看此举，这将是教育部无法培养出为国服务的智力精英的绝望之举，也是应付肤浅舆论的哗众取宠之举，对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都将遗患无穷。据说，特聘基金是李嘉诚先生出的，不花财政部的钱，不会影响其他教授的待遇，何乐而不受呢？此言差矣。李先生的好意我们固可钦佩，但论者以夫妻店的狭隘眼光来看待国家科技事业的大局，怎能不误国呢？

在今日世界技术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形下，真正要使中国成为科技大国，除了调动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别无良方。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适当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待遇。离开这个前提，甚至损害这个前提，靠某位老板的善心来突出少数人的地位，只能是饮鸩止渴，自寻绝路。

当然，从事科研创新，单纯增强民族凝聚力，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还不够。由于先进技术是西方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它们赚取高附加价值的法宝，任何对它们的先进技术构成真正威胁的努力都将受到敌视和打击。其中最高明的策略是利用先发优势廉价销售高技术产品，使落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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