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倍，大概可按帐面资产买下其中约一半的国有企业，未来还必须付出的花费，恐怕更难以计算。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政府不生产，其财源除了收税就是举债，因此更令人担忧的是：谁为中国国有企业的脱困的现实和未来买单？我们建议党政和企业必须分离，国企改革须控有方略，退有尺度，企业应负担的责任仅在于合法经营和合法纳税，舍此无它。挑战之四：如何正视收入分配和有产阶级？如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则世界银行《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显示，中国80年代初期基尼系数为0.28，到1995年为0.38。2001年“两会”中有代表提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如以五分法来衡量收入分配，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四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其中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贫困的农民阶层、城市失业待救济阶层、增长中的城市白领阶层和极富裕权贵阶层已渐成轮廓，目前50个中国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中国农民2年的纯收入！长期从事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温铁军博士对此忧心忡忡并引用了一段警示语言：“在中国，农民做得成奴隶的时候便是顺民，如果连奴隶都做不成了便是暴民”。我们建议宏观经济虽然“带病”却必须增长，只有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增长中才能舒缓和化解盘根错节、激烈冲突的旧矛盾，适度增长将是优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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