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最终还是靠减税、减少对市场经济干预来实现的。在运用凯恩斯的政策时，国家干预主义的泛滥和无节制的深入，导致政府集中配置的资源越多，同时意味着市场受到的限制越多，所以要创造出新的更高的需求就越困难。中国是由计划走向市场的，在潜意识里，许多人会不自觉的倾向国家干预，如果政府的管理过多的话，则计划经济下的那一套将披上新的外衣再次重新出现。

20世纪后半叶，东亚经济开始起飞。亚洲四小龙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典型的国家引导的资本主义，政府在经济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一直在实行赶超战略，赶超的对象由早期的英美变为目前更现实的周边邻居。根据李光耀的话，亚洲经验实际可概括为两点：好政府和社会先于个人的价值观念。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历来是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政府的威望在老百姓眼里自然比西方要高的多。中国一向也讲究国家重于集体、集体高于个人的价值观，因此亚洲经验在中国尤其受欢迎。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显示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仍有致命的弱点：市场制度不完善。许多人庆幸中国躲过了这场危机，总结的原因是资本市场未开放，政府调控有力，这话是对的，但中国正面临着开放资本市场的巨大压力，资本市场的发展从长远看来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阻挡的，不完善的资本市场易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而使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停滞不前，一有风吹草动就依赖政府的调控，顾得了这时，但以后怎么办？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市场制度不完善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有人从中吸取的教训不是想方设法的完善我们的市场，而是把刚刚启动的市场化又退回去的话，我们就可能因福得祸。

有人用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但我觉得用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占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的比例来衡量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在我国或许更为合理。目前，我国存在大量的预算外和制度外收支活动，许多政府人员或以部门、或以个人的名义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这些都无法用一个具体的指标进行衡量。好政府确实很重要，但如果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都依靠一小撮政府精英来安排，其效果还是值得担忧的。历史是由无数的合力在相互冲突中形成的（恩格斯），没有千千万万的脑袋相互碰撞，而是靠一种具有先知的力量把所有人的努力都拧起来朝一个方向走，方向对头，则幸哉；如果方向不对，则真是大灾难。历史要朝前走是客观的，同样，由千千万万的人参与的生产力要朝前走也是客观的。在经济发展中，如果忽视了市场参与者的创造力，而靠政府为代表的一小部分人来安排或干预生产，这不是以一小部分脑袋的思考来代替整个社会的思考么？一个政府无论如何的好，其能力终归有限，何况政府要做的事很多呢？我们既然找到了市场这种制度，则生产方面的事最好交给市场去做，交给市场中千千万万的参与者去做，政府该集中精力去把其它事情做好。

中国有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场，但如果这个市场被分割的支离破碎，市场的力量就无法发挥出来。在许多行业，政府的保护似乎很重要，但一味的行政垄断和市场经济是背道而驰的，只有通过竞争形成的价格均衡机制才能引导资源实现最佳配置。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市场机制作用越充分的地方，经济也越发达；市场机制作用越充分的部门，竞争力也越强。在谈到一些部门的市场化时，有人总是用“国家利益”、“国计民生”来搪塞,使得我们正承受巨大的效率损失。对于不向市场经济中的个体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部门而言，是否要市场化或许值得分析，但还有大量的其它一些垄断部门呢？过渡经济中的一个问题是旧有的利益框架已打破了，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条条”和“块块”下的部门主义经济，如果在进一步的改革中，这些改革的受益者将本部门的利益纳入所谓的“战略保护”的范围，则市场再也没有发言权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不承认特权的，那些害怕市场化的人，有的是担心失去了自己的特权。旧体制受背后利益动机的驱使会延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改变陈旧的观念，在改革的外衣掩盖下，旧体制也会不停的复制自身。所以，只有把那些不该存在行政垄断的部门放到市场经济中去锤炼一番，才能使它们脱胎换骨，真正有利于国家的和人民的利益。否则，在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发达国家的经济部门一旦全面进入中国，我们那些靠行政运转的部门将如何竞争呢，总不能时刻以国家的名义来压制别人吧。因此，市场化其实还有一个认识的问题，如果有人祭起各种形式的旗帜来反对市场化，却也蒙骗了大多数人并得到他们的赞同的话，牺牲的将不只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整个国家的利益。

三 、市场化的推进

到目前为此，尚未出现如何建立市场经济的模型或公式，而且可以肯定的说，如何建立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具体化的，但有几个方面确实是它的前提，也是我们仍在走向市场经济的途中应该努力的方向：首先是承认每个人的经济利益，赞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市场中的参与者必须是为自己谋利的人，如果利他主义在市场中流行，则市场的作用将完全崩溃，例如一件商品的价值是三元，你偏要为卖者考虑而用三十元来购买，则向市场提供了错误的信息，整个资源配置体系将完全乱了套，市场最基本的作用受到了损伤。要承认每个人的经济利益，则产权必须落实，否则每个人生产的东西都归了别人或别人生产的东西都归了自己，生产的积极性将消失，怠工、懒惰等现象就会蔓延起来。其次是市场中应实现人人平等。强买和强卖或凭借特权在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实质是破坏公平竞争和价格均衡机制的作用，从而破坏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一个社会如果行政垄断盛行，则市场的作用将局限在很小的范围，甚至会不断的扼杀市场的活力。因此实现人人平等对发展市场经济至关重要，但人人平等只局限于经济方面显然是不现实的，必须在全社会消灭了特权，才可防止特权介入经济。中国有悠久的封建历史，封建等级在制度上虽然已经消灭了，但事实表明，封建思想这个幽灵仍不停的徘徊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由此产生的特权思想仍很流行，特权的存在其实排斥公平的竞争，这是中国构建市场经济的一大障碍，或者是我们在许多方面徒有市场经济的外衣而缺乏其实质的原因之一。再次是充分发挥每个主体的创造性，不要用一些政策来窒息市场的活力。市场制度推动着经济不断朝前发展，永恒不变的政策只会阻碍生产力的前进，制度学派提出“适应性效率”的概念，马克思也指出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和发展但它对生产力有巨大的反作用，如果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它迟早要发生变革，但对生产力总归产生了阻碍作用，要是人为的维持一些过时的制度，则该阻碍作用将更为严重。第四是实行法治，遵守共同的规则，讲究信用。法治就是用事先制定的规则而不是朝夕更改的命令来确定人们的行为。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缺乏信用的市场是人人自危、短期行为盛行的场所，从而其作用将受到严重的打击。 在中国的市场化中，一个灵活的有适应性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历史上曾经非常强大，但近代却迅速衰弱了，究其原因，保守封闭的制度是第一罪魁祸首。中国历史上的制度是压制和奴役人的，任何可能的创新，包括市场制度方面的萌芽，在强大的封建专制面前都会被扼杀。欧洲的中世纪同样是死气沉沉的，基督教会统治着每一个人的思想，如果没有后来的文艺复兴从思想上解放欧洲，资本主义也很难发展起来。市场经济显然需要灵活多变的制度，需要各种各样的创新，否则就会失去它自身的活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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