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有的制度基础，而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显然缺乏帮助私人企业制度发展的因素。部分敏感的经济理论家已发现，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很快就不再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而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是否能调整成功，却必须有赖于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

　　改革必须注意公正

　　另一个必须考虑而被一些人当作必须支付的“改革成本”的问题是社会公正问题。

　　人类历史上的每次改革﹙包括革命在内﹚，其本质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包括重新分配社会的政权﹑财富﹑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而分配原则必须要符合当时社会中人们承认的公正原则，当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一社会中通行的分配原则认可时，这套原则就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了道德合法性。如改革之前，牺牲了机会均等的结果均等，在当时被认为是合理且能被接受的。但公平正义等观念却又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有其时代含义。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小农式公平观念被破除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平等观与正义观，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看待改革中的公正问题。

　　这里必须先厘清一个问题，即正义与平等这些人类基本原则是否有国界。自从启蒙时代以来，正义﹑公平﹑自由﹑人权这些人类基本原则其实有其确切含义，尤其是社会公正问题，因其牵涉到社会财富的分配，其涵义更是非常确定，具体说来有三点，第一是起点的公正，即机会均等，第二点是过程的公正﹙这牵涉到竞争规则的公正﹚，第三点是结果的公正。社会公平的第一原则即机会的均等，在西方社会那种市场经济体制下已不成其为问题，这些国家所苦的是结果不平等。罗尔斯的名著《正义论》发表于 1971 年，完全适应了当时美国调整分配原则的需要。罗尔斯阐释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基本原则是美国独立宣言中承认的原则，第二个差异原则主要强调以补偿原则促使第一个原则的实现，意在关怀弱者。由于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西方文化认同的过程，这些原则对人类社会有一定的普适性，不管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只在处于现代化进程当中，大概不应该对这些大原则的基本要义进行质疑。

　　但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具体的国情，因此负责对现实作出解释的社会科学却有着明显的国界。要言之，一个国家的思想家或其它社会科学专家，必须对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作出有效的解释和响应。因此讨论到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公正问题，就必须充分考虑现阶段我国的不公正到底是什幺性质。

　　反思我国改革的全部问题，就会发现我们的结果不公正，其实就源于起点的不公正与过程的不公正。一个在银行掌握贷款权的银行职员或在国有土地部门掌握土地资源分配大权的公务员，在致富的竞争起跑线上已远比一般平民百姓遥遥领先。可以拿到各种批条的特权阶层或与特权阶层有瓜葛的人，其致富的能量更远非普通公众可以相比。再加之在股市﹑期货﹑房地产等几大泡沫经济领域中，充满了各种黑箱操作。某些稀缺物品供给中价格双轨制的长期存在，使人们发现寻找计划调拨价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所形成的“租金”要比发现新市场﹑开发新产品﹑提高企业效率等简单易行，且能得到更多的“利润”，于是都放弃了提高经济活动质量的努力。随着行贿受贿的流行，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些分利集团，交易费用﹙贿赂成本﹚逐渐上升。所谓“招标”“竞投”等表面上的规则成了装饰品，整个过程完全处于一种不透明的状态，在此情况下开始的积累财富大竞赛，根本不可能产生什幺公正的结果。其结果就是目前这种状况﹕一部分人享受改革成果，另一部分人承担改革代价。

　　所以中国从 80 年代以来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之争的内涵，从根本上就与西方发达国家“公平与效率”之争的内涵相异。在发达国家，在第一公正原则﹙即起点的公正﹚实现了的条件下，与“效率”相对的“公平”是指结果平等而言。对于我们这个正在为起点及过程的不公正所苦的社会来说，一些理论家们老是过分地强调“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实在是完全不顾及社会科学要解决的问题存在着国界之分。可以说，在我国现阶段，先得解决起点不公正的问题，让权力从经济领域中退位，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所谓“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这类问题，正确的选择只能是，也只可能是﹕公正至上，效率自在其中。

　　发展中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与我国改革过程中暴露的社会事后不良反应都表明，平等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收入分配领域，在 19 世纪及 20 世纪上半叶，英美等发达国家确实为了社会的效率，容忍了一两代人的不公平分配，甚至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丧失尊严﹑品质恶化﹑金钱压迫﹑不安全感﹑社会动乱等等。但是今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前，人民的福利意识普遍增强，大家都很清楚他们的贫困是一种社会的产物而不是命中注定的东西，平等是一个可以在实践中付诸实施的政策目标。正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不发达国家虽经多年经济发展，许多国家甚至连起码的政治稳定的目标也未能实现，一直处于动荡混乱之中，最终威胁了政治精英们自己，马科斯与苏哈托的下台只是其中两例而已。亚洲社会不断发生的动乱表明﹕纯洁“亚洲价值观”的时候到了，必须改变放弃政治及社会改革的现代化思路。所以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必须考虑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并且将公平作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起始目标。

　　“夹生饭改革”造成的“经济断裂带”

　　这种单纯的“经济改革”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断裂带，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金融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巨大断裂，二是实物生产与消费的巨大断裂。金融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巨大断裂是由金融体系本身的巨大病灶所引起的。笔者曾发表《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的金融危机》﹙《二十一世纪》 1997 年 12 月号﹚一文，谈到中国存在的金融风险隐患是南韩式﹑墨西哥式与泰国式等几种因素的混合，这些危机因素的存在，使我国金融体系对内支付的链条随时都有可能断裂。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金融危机，比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更难应付。

　　这里有必要简述实物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的断裂带。近几年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究其原因，除了上述的金融状况恶化之外，还在于我国的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不合理首先表现为巨大的产能过剩。到 1997 年底，全国累计库存大约 3 万亿元，其中 1 。 3 万亿元属于非正常库存。在家电﹑机械加工行业，设备闲置率达 50% 。各种迹象表明，这种过剩完全是行政权力继续对资源配置所造成的恶果。据业内人士分析，这种过剩主要表现是﹕一﹑落后失衡的产品结构﹔二﹑各产业部门自成体系，互相封锁，重复建设﹔三﹑小而分散的组织结构﹔四﹑趋同的地区经济结构。趋同不仅限于原来的传统工业，在正在兴起的摩托车工业﹑汽车工业﹑家用电器等行业内情况同样严重。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主要是行政权力继续对资源进行配置。而各级官员之所以对配置资源保持如此之大的兴趣，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为了累积政绩，二是个人经济利益驱动。只要存在这两大利益驱动机制，只要制度允许或鼓励行政权力继续介入国家资源分配，我国的经济结构就无法达到合理状态。虽然我国已通过渐进改革，开始实行新的企业制度，但是企业制度功效的真正发挥还必须以完善的市场制度为条件，而我国市场制度的特点是产品市场较发达，资本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则很不规范，建立近十年之久的股票市场与期货市场完全是种“政策市”，成了投机活动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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