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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由於处於技术的最前沿，因此必须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这些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总体的进步慢；而像我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由於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具有后进优势，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许多研究证明，就是用买专利的方式，其成本也只是原来开发成本的 1/3 左右，更何况，购买的技术一定是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有商业价值的技术。
从 50 年代开始到 80 年代，日本经济维持了将近 40 年的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从 60 年代开始直到最近也维持了将近 40 年的快速增长，这些快速增长被认为是奇迹，他们依靠的就是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以引进技术来实现技术快速的进步和经济快速的转型和增长。
中国经济从 1978 年底进行改革开放开始，才走上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同样的快速增长的道路。在 1978 年，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於日本於 50 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於 60 年代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的差距。如果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能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了近 40 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经济应该就有可能维持近 50 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在 70 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 50 年代的日本和 60 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多，资源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的潜力大；同时，中国的资本积累率每年高达 GDP 的 40% 左右，为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些因素表明，中国发展的潜力大，至少可以有 50 年的快速增长。从 1978 年底的改革到现在才 20 年，因此，中国应该有可能再维持 30 年左右的快速增长。
当前，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是美国。按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 1995 年美国的人均 GNP 为 26 ， 980 美元，中国为 620 美元，只有美国的 1/43 。中国的人口规模为美国的 4.6 倍，所以，按官方汇率计算，中国在 1995 年时的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 1/10 。但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 1995 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为 2 ， 920 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美国的 1/2 。在过去 20 年，美国 GDP 的增长率年均只有 3% 左右。由於美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处於全世界的最前沿，技术开发的投入大、风险高，总体的技术进步慢，资本的投资报酬率低，因此，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变迁也慢，能长期维持 3% 的增长速度已经相当不错。而中国经济则可以再维持 30 年左右的 8-10% 的快速增长。因此，下个世纪中叶前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超过美国而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实体。
二 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有待解决的问题
从技术变迁、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很大。自 1978 年底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 9.8% ，为同期内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说明了这个潜力的存在。但是，过去 20 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恶化，很可能使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崩溃。归纳起来，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六个方面：
一、经济的周期波动。 从 1978 年底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每年平均的增展速度很快，但这种快速增长是在周期波动中实现的。当经济增长快时，每年的增长率可达 13-14% ，但当增长慢时，每年的增长率则只有 3-4% 。从 1978 年底到现在为止，中国已经经历了四个这样的周期，平均每 4-5 年就有一个。伴随著周期波动，国民经济总要付出不少代价。如果这个波动是平稳的或是收敛的，那么，这些代价也许还可忍受。但不幸的是，这个波动的幅度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因此，不得不令人担心国民经济会不会在这个上下波动中突然崩溃，如果崩溃了，那么前面所说的、中国到下个世纪中叶前成为全世界最大经济实体的预期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
二、银行体系的弊病。 银行呆、坏帐的比例偏高，是造成东亚金融风暴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据估计，目前中国四大专业银行的呆、坏帐的比例在 20-25% 之间，若与发生金融危机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等国家银行的呆、坏帐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於中国银行业还没有开放，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因此避免了当前这场金融风暴。但是，如果呆、坏帐的比例继续提高，储蓄者总有一天会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同时，随著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的银行体系极有可能受到外国投机者的冲击，由此可能导致中国出现银行恐慌和金融危机，从而威胁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三、贪γ腐化孳生。 改革前，中国社会各阶层收入来源单一，贪γ腐化的现象易於察觉，容易遏制。改革后，物资刺激成为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因而多元化，但积极性提高的同时，也给形形色色的灰色、黑色收入提供了各种保护伞。政府官员可以用手中拥有的权利换取各种物资利益，而难於被察觉。但各级政府官员贪γ腐化的横行，扩大了改革后原本难於避免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增加了在改革中失落者的不满情绪，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因而，有可能因为某些偶发事件的刺激，使整个社会失去了稳定，经济生活出现极端混乱而倒退。
四、国有企业的亏损。 从产量来说，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从 1978 年占工业总产值的 78% 降到现在的 1/3 左右。但国有企业仍然雇用著中国 2/3 的城市劳动力，占有中国 2/3 的固定资产投资。改革前，国有企业的效率虽然低，但普遍盈利；改革后，国有企业的经营每况愈下， 1996 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大致是 1/3 盈利、 1/3 明亏、 1/3 暗亏， 1997 年则出现了全行业亏损。改革前，政府的财政主要来自国有企业上缴的税利；改革后，国有企业的补贴成为政府财政的一大负担，使得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无法支持许多迫切需要进行的改革。如果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不能改善，政府财政总有一天会背不起，如果许多国有企业同时关闭、破产，城市里出现大量失业的国有企业工人，社会稳定将成问题，经济的发展也将不可能。
五、地区差距的扩大。 改革初期，东、中、西部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但 1985 年以后，地区和城乡收入再度扩大。到 90 年代初期，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情形比改革前的情况还严重。地区差距的扩大造成东部和中西部对政策产生不同的需求，东部希望更多的自主权和进一步的市场化，而中西部则希望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因此希望中央政府加强集权。因此，中央政府难以制订和实施让大家满意的政策。东部同中西部间过大的差距也使得许多中西部的农民无法安於农业生产，大量的农民纷纷涌入东部地区打工，据估计，农民工的人数已达 8 ， 000 万到 1 亿之间。在经济发展好时，农民工给东部地区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为东部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农民工大多也省吃俭用，将收入汇回老家，成为中西部的资金积累和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然而，在经济萧条时期，大批的农民工滞留在城市里，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六、粮食生产的问题。 “无粮则不稳是我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政治智慧。 1978 年底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粮食生产快速增加，使得中国政府有信心将市场化的改革推向城市。但是， 1984 年以后，中国的粮食生产出现了停滞和徘徊的情形。但是，中国对粮食的需求将不断增加，这一增加来自於以下几方面：（ 1 ）中国人口将继续增长，预计到 2030 年时，人口总量将达到 16 亿人，比目前增加 30% ；（ 2 ）随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对肉食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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