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别扩大、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以及粮食供求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则势必会威胁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
具体分析如下：
1. 国有企业亏损。
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方面改革的落后，目前国有企业依然背负着许多政策性负担，这些负担包括：(1) 沉重的职工养老负担和各种福利负担以及债务负担；(2) 一部分国有企业产品的价格依然被严重扭曲；(3) 有些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过高，不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政策负担的存在使得人们无法评价企业经营机制的高下和经营绩效的优劣，国家也缺乏对企业进行监督所需要的客观指标，国有企业总可以把任何亏损都归结为政策方面的原因所致，因为政府必须对因政策的原因所导致的亏损负责，因此企业的预算软无法硬化，当企业出现亏损时，政府就必须给予补贴。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自主权越大，企业以各种方式侵吞企业资产和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提高了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同时，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在不断减弱，1996 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大致是1/3 盈利、1/3 明亏、1/3 暗亏，97 年则出现了全行业亏损。
2. 银行业的经营风险。
银行在收集信息和降低道德风险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在解决非对称信息问题时银行比其它金融机构要有利的多。因而在全球范围内银行在各国的金融体系中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对整个经济至关重要，银行恐慌会引发整个经济的严重衰退，1997 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银行的坏帐率太高，过高的风险使得公众对银行业丧失了信心，由此导致了银行危机和汇率危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的深化，银行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今后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银行业的呆帐、坏帐比例高达25% 左右，甚至比东南亚各国的坏帐率还高。
1996 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如果这一局面不加以扭转，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的银行体系极有可能受到外国投机者的冲击，由此可能导致我国的银行恐慌和金融危机，从而威胁到整个经济的发展。改革所产生的经济体制的不配套是造成银行业呆帐、坏帐比例高的主要原因。在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后，国有企业主要是通过向银行贷款来获取资金，为了维持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政府继续把利率压低，低利率政策是目前向国有企业进行补贴的最主要手段。以1994 年为例，四大国有银行当年的款额为4 万亿元，其中70% 以上贷给了国有企业，按70% 计算，则银行向国有企业的款额为2 万8 千亿元，当年银行贷款利率为12%, 而市场利率为25% ～30%, 两者间的差距超过10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1994 年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中获得的补贴超过2800 亿元，而这一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只有2600 亿元。
因此，如果放开利率，则将使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大为加重，国有企业在1994年就将全面亏损。正因如此，利率在我国迟迟不能放开。由于四大国有银行的资金主要是贷给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主要债务是银行贷款，因而随着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企业还贷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从而导致银行呆帐和坏帐比例的大幅度上升，银行的经营风险随之增加。
3. 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波动。
由于银行利率仍然被人为压低，预算约束依然没有能够硬化，这使得改革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存在着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每当政府放松对信贷和投资的管制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时，企业就会争相向银行贷款进行投资，投资的增加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储蓄并不增加，因此政府只有通过增发货币来满足贷款的增加，而货币增加就会引发通膨胀，同时贪污腐化现象也趋于恶化，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就不得不推行宏观紧缩政策，砍投资，砍信贷，结果是在通货膨胀和贪污腐败得到控制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慢。这就是所谓“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活乱循环”现象。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波动具有周期越来越短、波动幅度和波动频率不断增大的趋势。如果这种状况趋于恶化，我国经济就可能因此而崩溃。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放开利率，做到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1994 年的五个改革中，把这一点作为主要目标，但至今为止难于实行，原因在于低利率贷款是目前政府补贴企业的主要手段。
4. 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问题。
我国的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东部的优势主要在于制造业，中部适合发展农业，而西部则在矿产品的开采上有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廉价的投入品以维持国有企业的存在，在逐步放开工业产品的价格的同时，主要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却依然被人为压低，这等于是中部和西部在补贴东部的发展。东部发展越快，所需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就越多，因此中西部对东部的补贴也就越多，而东部本来就比中西部富裕，因此东部发展越快，东部同中西部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地区差距的扩大引起东部和中西部在对政策的需求上产生摩擦，东部希望更多的自主权和进一步的市场化，而中西部则希望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因此希望中央政府更加集权，所以中央政府就难以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东部同中西部间过大的差距使得许多中西部的农民无法安于农业生产，大量的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打工，民工的进城与大批城市工人的下岗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就业问题变得十分尖锐。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大批的民工滞留在城市里，无所事事，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5. 我国的粮食问题。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对粮食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这一增加来自于以下几方面：(1) 酿造业等行业发展迅速，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粮食；(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对肉食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而肉食品的生产需要耗费粮食，据估计，生产1 斤猪肉需要4 粮食，1 斤鸡肉需要2 斤粮食，1 斤牛肉需要8 粮食，因而饮食结构的改善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3) 我国人口将继续增长，预计到2030 年时人口总量将达到16 －18 亿人，比目前增加30% 至50% ，对粮食的需求也将随之而不断增加。我国是世界上耕地最稀缺的国家，而人口的增加以及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都要进一步占用耕地，所以增加粮食供给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一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需要政府对农业科研进行大量投资；另一方面，粮食的价格必须足够高，使农民有采用新技术增加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然而，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同时也为了保证城镇居民一定的生活水平，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粮食价格一直没有放开，粮食相对价格偏低，农民因此缺乏生产的积极性。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善，那么我国将来就可能象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出现较大的粮食供求缺口，而粮食危机势必将威胁到社会的安定。

三结束语：以国企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宏观政策环境改革

林毅夫最后指出了当前改革的途径。他认为，前面的分析表明，出现在当前我国经济中的一些问题，是由于我们采取了微观先行的渐进式改革，宏观政策环境中还存在着一些扭曲因素，而维持这些扭曲因素的目的是为了维持低效率的国有企业的生存。
因此，改革国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是我国下阶段改革的突破口。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则是它仍然承担着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政策性负担。这些负担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时先天地处于不利的地位，也使国有企业有了向政府要各种政策性补贴的借口，企业预算软化。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微观的改革措施都难于达到预期的效果。取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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