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1998年以后取自“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
计算说明：
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或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A、B、C、D各栏百分比分别由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和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除以工业增加值而得，这四栏的百分比相加为100％。E栏数据由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与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之和除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得。
从表2可以看出，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显然，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大批破产、近年来乡镇工业企业大批停产倒闭[29]对正规制造业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最后，如果以本国正规制造业和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之和来度量工业化程度（见表2的E栏），可以发现整个90年代里从规模上看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从以上的表面观察深入一步，还可以发现一系列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替代效应”。首先，大规模引进外资并未有效改善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素质，实际上只是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比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比4。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这说明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本国正规制造业的升级和壮大。这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明显不同，此类国家成功的工业发展模式都表现为本国制造业素质和规模随着引进外资以及与外资合作而迅速扩大，最终出现了外资工业与本国制造业相互扶持共同繁荣的局面，其工业化程度也因此而迅速提高。但在中国发生的这种“外资替代效应”却导致工业化的步伐徘徊不前。
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由于引资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在引资中就表现为‘重表面而轻实质’，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严重不足。中国用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资金只占技术引进资金的三分之一，而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用于消化吸收的资金三倍于技术引进的资金。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引进外资的目标日益模糊，甚至引资本身成了目的，从而造成‘为开放而开放，为引资而引资’的局面。中国不少企业未能通过合资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无法逐步形成自主研制开发能力，即便是在员工素质和信息等基础条件较好的上海也不例外。”[30]
这种“外资替代效应”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形成对外资的依赖。由于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萎缩趋势非常明显，如果引进外资的速度放慢，中国将出现工业化程度下降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态势，这对一个失业压力极其沉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第二个“替代效应”是指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任何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而中国的情形却是“主角”被“配角”替代了，原本应该是“主角”的正规制造业变成了工业增长的“配角”。以经济增长率较高的1996年和1997年为例，1996年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3,798亿元，其中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贡献占四成，非正规工业的贡献占六成；1997年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2,010亿元，其中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贡献只占四分之一，非正规工业却占四分之三。
面对这样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人们很可能会产生一个联想：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或许靠不住。笔者也有一些怀疑。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正规工业的统计比较完整，分行业数据多年连贯，其中有“水份”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而统计局对非正规工业增加值的统计则十分粗糙，既无细类划分，也无任何其他数据参照，如果其中含有“水份”就不易识别了。若那些追求“政绩”的官员们要夸大本地的工业增长率，最容易做的就是虚增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所以国家统计局也并不敢相信各省市统计局报给它的工业产值数字，而是要将省市的上报数调低。[31]从这个角度去看，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罗斯基（Thomas Rowski）怀疑1998年到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偏高，不无道理。他认为，中国经济过去几年的真实增长率应该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再调低2个百分点左右。[32]罗斯基发现中国能源消耗的下降与工业的增长完全不对应；但他或许未注意到，虚报的增长数字可能就隐藏在非正规工业的产值中，例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6年GDP增长中将近四分之一就是来自这些非正规工业组织的产值。正因为如此，中国国家统计局从1998年起修改了工业统计口径，试图有针对性地把地方政府虚报的“水份挤干”。[33]这一努力缩小了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数字，但从表2可以看出，统计口径的调整并不影响本文提到的结论，本国工业部门内的“弱质替代强质”效应依然非常明显。
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和胡认为，中国改革初期的经济成长与工业化过程加快有关。（Sachs and Woo, 1994）但这一判断可能不适用于90年代，因为90年代工业增长中弱质辅助型生产“喧宾夺主”的替代效应说明发生了反常现象。如果非正规工业的活跃与正规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同步，这是良性而正常的；如果正规制造业处于相对萎缩中，而工业增长的“主角”由附加值很低而技术工艺简单的非正规工业来代替，这种反常的状态说明本国制造业的整体素质弱化了。因此，很难说90年代中国政府对本国工业企业的政策是成功的。
以上述的两个替代效应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方式无疑对需求结构以及经济的增长潜力有重大影响。它表明，90年代的工业增长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以往大不相同了。首先，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而这些人过去恰恰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城市居民中与工业部门有关的相当大部份人的就业和收入状况明显恶化而无法改善。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34]另一些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企业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并不需要大量雇用被本国正规制造业解雇的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这样工业生产上的“外资替代效应”就不会产生就业机会上的类似效果。根据最新的报导，已经在广东经营了若干年的不少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还打算西迁，以便利用内地省份非熟练工更低的工资水平来降低成本。[35]这种趋势说明，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特徵决定了其雇用员工的工资将长期停留在最低水平上，其西迁行动将逐渐消减沿海地区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再次，尽管从事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的劳动者人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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