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变成银行的坏账而收场。早在90年代初，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低下就已初露端倪，坏账占贷款的20％以上，连同逾期（包括展期）呆滞贷款总共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1991年末这四大银行的坏帐超过其自有资本，已资不抵债。[18]当然，由于它们不是财务上完全独立的商业银行，可以靠国家信用支撑，所以并未破产。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不但不偿还贷款，甚至连贷款利息也不支付，1994和1995年中国的银行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19]
后一阶段各级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法改变成以间接推动为主。中央政府吸收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系统的坏账进一步积累、诱发金融危机，从1997年开始控制银行对企业的生产性和投资性贷款。过去银行对企业的那种几乎是无条件的贷款供给减少了，于是各类库存逐渐下降，“商品库存占GDP的比重由1996年的10.6％减少为2001年的4.3％”[20]，由此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为了维持增长率目标，政府改而依靠财政拨款配之以银行贷款，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最近几年中，除了兴建大批基础设施工程之外，还大力推动房地产项目，2001年8％的经济增长率中有四分之一是靠房地产施工实现的[21]。但是，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又产生了新的“泡沫部门”，孕育着新的投资浪费和银行坏账。此外，通过出口退税来维持出口规模也是一种重要手段。[22]
这种间接推动增长的方法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刺激需求；但两者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着眼于具体的计划或项目，而中国近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却以达到锁定的8％经济增长率为目标，财政性投资的必要数量往往是根据实现预设经济增长目标而倒算出来的。用国家计委的“行话”来说，就是“先定盘子，再定项目”。
无论是用直接还是间接的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驱动机制都有一个重要特点，即追求速效，而忽视增长的长期效果，不愿意努力解决对短期内的增长无效或有负效果、但能够提升长期增长潜力的关键性问题。其结果是，虽然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目标兑现了，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很可能会采取竭泽而渔之类的措施，或者过多过早地耗尽了可供未来使用的资源（例如财政过量发行国债），或者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以及无效使用，或者硬性制造出某些不真实的“需求热点”（如“假日经济”、“教育产业化”）[23]。这样的经济增长路径往往不一定真对经济发展有利，甚至可能损害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 五、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近几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日趋严重的社会两极化现象（何清涟2000，孙立平2002）。一般而言，对社会两极化的研究侧重于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实际上，社会两极化趋势也同样威胁着经济增长，一个严重两极化的社会不可能支撑经济的繁荣。孙立平最近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已经出现了断裂，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孙立平2002）。这一观察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不能普遍改善社会生活的状况，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究竟是怎么回事，包含了什么内容？
在中国经济界的习惯性话语体系中有一种沿用了20多年的方法，即通过观察经济增长的所有制结构变化来判断经济体系的进步。不少学者经常强调，国民经济中非国有部门的比重已大大超过国有部门的比重。似乎只要非国有部门取代国有部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畅通无阻的大道。直到90年代上半期，正统意识形态以及护持这一体系的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仍然存在，所以强调非国有部门重要性的这种表达还是有相当意义的。但随着国有部门的萎缩和正统意识形态的式微，仍然笼统地用一个非国有经济比重来判断经济结构是否改善，恐怕就过于简单化了。毕竟，所有制方面的变化本身说明不了产业结构是否进步了。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现代化不可能绕过工业化阶段，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实际上也无法代替工业化的功能，当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70%以上时尤其如此。自1997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农民务农已入不敷出[24]，从1997年到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4年下降[25]，2000年农民家庭人均实际纯收入下降0.2％[26]。这说明农业已不可能再带动经济增长了。中国的一些学者针对农村经济严重萧条的局面提出要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以尽快转移更多的富余农村劳动力到非农产业。但他们很少提及，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建设的前提是城市工业和以此为依托的第三产业的顺利发展。没有工业化方面的长足进展，第三产业的生长空间是有限的，农民进了城也难以维生。随着中国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越来越普及，最近两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扩大说明中国的工业化进展迅速，甚至有人开始谈论中国将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过去10年来中国在工业化方面的发展究竟如何呢？
观察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展可以看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比重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自从70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后，工业在GDP中的比重经历了“马鞍型”变化，即先降后升。由于改革前第三产业受到遏制，改革的第一个10年中第三产业有恢复性发展，它在GDP中的比重相对上升，而工业的比重则相对下降，一直到90年代末工业的比重才回升到80年代初的水平。[27]所以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用这个指标观察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适当。
另一个观察工业化进展的指标是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这个指标的含义比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更确切，它反映的工业化程度不受原材料工业规模大小的影响。一些原材料能源出口型国家的工业比重可能很高，但真正反映其工业化程度的制造业比重却可能很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跨国公司在各国所设工厂并不一定融入各国自身的工业体系，为了解由本国企业构成的工业化进展，应该区分制造业当中的外资和本国企业。9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之一就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迅速发展，这就尤其有必要区份外资参与下的工业化与本国工业企业自身的发展。中国本国工业企业的产出主要来自财务上独立核算、达到基本生产规模的正规企业，其余部份则来自非正规的工业生产组织。后者是指经营上不独立，附属于商业机构、学校、机关的小型工业生产车间（如学校附设的小型校办车间或隶属于街道居委会的加工组），还包括乡村里的作坊型小型简单工业，它们通常技术设备和工艺都很简单，雇员很少，生产规模非常小。中国的工业统计制度对正规和非正规的工业生产活动有严格的区分[28]，显然，这两类工业生产活动对工业化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下文将前一类工业称为“正规制造业”，而将后一类工业称为“非正规制造业”。按照以上分类，笔者分析了中国90年代各年工业增加值的结构，结果发现了令人十分惊讶的结论（见表2）。
表2：90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组成及工业化程度（％）年份外商港台 企业比重A采掘及原材料工业比重B本国正规 制造业比重C非正规 制造业比重D工业化程度E 1992 5.5 26.9 42.1 25.5 18.4 1994 8.5 26.6 40.8 24.1 20.4 1996 9.8 21.5 30.7 38.0 17.4 1998 12.2 20.1 25.9 41.8 16.2 2000 15.4 22.3 26.5 35.8 18.5
数据来源：
本表所使用的工业增加值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上国民生产总值构成表。1998年以前外商港台企业和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的增加值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