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相比，马克思对生产过剩危机成因的解说，具有几点明显的差别特征：（１）在方法论上，马克思是从经济现实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成因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２）马克思生产过剩危机理论高度重视生产领域的分析，特别强调生产过程的内部矛盾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决定作用。当然，马克思也没有忽视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因素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影响。（３）马克思生产过剩危机理论认为经济制度的内部缺陷是生产过剩危机的成因，市场经济机制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引起的不稳定影响，只是经济制度内部缺陷的表现。（４）由于马克思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学说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且，他认为，生产过剩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因此不存在产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基本条件，所以也不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不会着重研究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

四、几点现实启示

１． 在我国新旧体制相互转轨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包括经济波动在内的任何一种经济现象的发生，其背后都有着非常的成因；其二，旧体制的残留、新体制的不完善、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与碰撞以及制度变迁中出现的“锁定”（Ｌｏｃｋ－ｉｎ）轨迹的不良影响，均会深刻地影响、制约着经济的有序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体制因素还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探索我国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一方面不能采用单向思维，而应从多角度进行多维分析，这是“两点论”的要求；另一方面，不可忽视制度因素的深刻影响，这是“重点论”的要求。这两方面表明，马克思的生产过剩理论，对于分析我国目前生产过剩的原因，更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２． 完整地看，市场是市场机制与市场制度的有机统一，所以，分析市场经济下经济过剩的成因，不能简单地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单纯地从市场需求角度进行分析，必须从市场机制与市场制度相结合的角度，深入到市场、供给、需求背后的制度因素上，进行多层面的制度分析。就市场来说，我国在市场化改革中发育、发展的市场，不是一种“自然演进”市场，而是以行政政策催发的“人造市场”。这是一种体系不完全、功能不健全的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它不仅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失灵，而且会存在一种制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目前我国的经济过剩，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不完全市场的制度失灵引起的。（１）市场交易主体黏附的一些非经济因素会导致一些无效供给的产生。（２）市场价格参数的人为扭曲，致使市场信息失真。（３）市场制度不健全引起市场运行秩序紊乱，监管乏力，由此产生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的无效供给，并由此产生“消费险境”，制约有效需求增长。（４）市场体系的不完善，致使经济流量的循环与周转发生梗阻，导致企业库存增加，需求萎缩。总之，我国制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扩大了单纯市场机制所蕴含的生产过剩的可能性，是我国目前生产过剩运行的一个重要制度原因。

３． 从供给角度看，大量无效供给的存在，是我国经济过剩运行的首要原因。那么，是什么因素形成我国目前的无效供给问题呢？从制度上分析，在宏观上，“赶超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迫切要求，建国以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影响以及以放权让利改革所产生的经济利益驱动，使我国经济发展呈现一种数量扩张型模式，这种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政策选择，为各种无效供给项目的立项、筹资、投产提供了“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在中观上，“分灶吃饭”财政体制形成的地方利益驱动，以经济增长率为衡量政绩标准产生的的政治大动员以及多年来条块分割投资体制形成的推动效应，使各级地方政府不顾自身条件，大量兴办各种低水平的“小而全”、“小而散”的企业，导致过度重复投资建设、“大干快上”式的数量型经济扩张和粗放型经济增长，并加剧了企业组织、市场结构的不合理。在地方保护主义条件下，又进一步产生市场竞争不充分，使建设项目不能做到扩大差别和优胜劣汰，其结果必然要形成大量的无效供给，从而产生经济过剩。在微观上，企业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清的制度特征依然突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经营机制的转换，尚未完全落实，由此，在各级地方政府“婆婆”的干预下，兼之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滞后，国有银行与政府“一体化”的金融环境，致使企业容易产生一种数量型经济扩张机制，并且难以对投资后果负责，加上在企业经营上缺乏市场环境变化的转变机制，这样企业难免出现盲目扩大生产，导致产品销售不畅，无效产品增加。

４． 从需求角度看，我国近年来需求紧缩具有深刻的经济制度原因。在消费需求上，一方面，传统二元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制约了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速度，而现存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限制了土地规模经营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受制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农副产品流通体制的不流畅和信息、深加工等服务体系的不健全致使农民丰产不丰收，这一切减缓了广大农民收入的增长；工业资本深化过程中产生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国企改革、转制过程中失业问题的加重，国民收入分配中出现的居民收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较大幅度落后于ＧＤＰ增长所产生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紒紜矠。所有这些制度性因素制约，必然要引起普通工农群众收入水平的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与两极分化问题，致使居民收入向高收入家庭相对集中，降低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并使消费需求出现明显的断层。并且，在市场疲软、需求不振下出台的住房、医疗、保险、教育等体制改革，又进一步降低居民即期消费倾向。综合这两方面制度因素，则会从物质收入基础到消费心理上均要引起消费需求紧缩。在投资需求上，由于我国企业的投融资体制没有实质性变化，市场化的企业组织、运作形式和传统的投融资机制的相互耦合，会产生许多深不可测的“投资陷阱”，紒紝矠由此必然要制约投资需求的增长。此外，在经济紧缩背景下，体制性因素对民间中小企业投资的制约作用更为突出。比如，民营企业投资增长点的形成，受到诸多体制和政策因素的制约；在金融风险依然较大的情况下，现有的金融体系难以为多种类型的企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受制于政府和民间投融资体制的诸多弊端的制约；经济紧缩下对民营企业税收的加重，等等。

５． 近年来，在经济紧缩背景下，加快国企改革、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无疑也有时机不当之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扩大内需政策的效应。

６． 从基本原则上说，我国经济过剩治理的政策选择：（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综合运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政策以及其他学派在治理经济过剩问题上的有益思想；（２）必须从市场、供给、需求等多角度进行综合制度治理，不能孤军深入，单项治理；（３）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和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些特殊运动规律，既要从市场经济角度选用一般的治理政策，又要积极探索能够集治理经济过剩与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于一体的特殊治理政策；（４）必须把治理经济过剩和深化改革、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开创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的新局面；（５）必须在治理政策之间相互配套、相互理顺，形成一股政策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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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尽管设有“略论商业循环”一章专门论述经济周期，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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