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稳步增长的状态，而不会出现周期性波动。他用实例说明了两个重要的观点：其一，即使乘数和加速数保持不变，也会由于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即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使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这表明经济的波动是必然的，稳定均衡的增长实际是难以存在的。其二，经济周期是经济体系本身的一种内在机制作用的结果，是经济中的内生变量引起的，外生变量只有通过对内生变量的影响才能影响到经济波动。⑤ 希克斯把凯恩斯主义周期理论推到了最高峰，他是乘数－加速数模型的最后完成者。希克斯模型在五个主要假设条件下，利用乘数与加速数的相互作用解释经济周期的累积过程，以及经济周期中各不同阶段转变的必然性。他的经济周期理论，把投资波动作为中心，从经济体系均衡的可能性和稳定性的角度探讨到经济周期各阶段长短决定因素的分析，对经济周期作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分析，得到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高度评价。

从上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经济过剩成因与治理的分析，可以看出其理论有如下特征：（１）其分析的经济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自然永恒的制度，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可侵犯为前提。他们尽管承认市场缺陷，自由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与资源帕累托配置，但排除经济紧缩、危机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忽视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研究，只从主观心理因素出发，构建主观色彩浓厚的有效需求这一理论分析的逻辑基点，以此为基础去分析经济紧缩、危机与周期运行的形成机理和治理政策。（２）其分析视野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他们只是从“内生”的“纯经济子系统”中去分析引起经济周期的成因与治理，忽视“外生”的政治、技术创新、人口、制度变革等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与制约，在一些严格假设基础上，把经济周期的复杂成因简化为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等几个内生变量之间的关系。（３）其分析的聚焦点是作为流通领域与经济调节机制的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他们侧重从流通角度，从商品、资本和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上去探讨经济紧缩、危机与波动的根源，不仅忽视了生产的决定作用与生产过程的研究，而且忽视了制约市场运行的市场制度关系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经济关系的系统研究。（４）由于其理论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赋予了凯恩斯主义特殊的历史使命，致使其理论高度重视国家干预主义的反危机政策和措施研究。在这一点上，他们一方面在分析市场运行机制，说明经济繁荣与衰退形成的条件以及更替，周期各阶段的联系和传导机制上，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这为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内在形成机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国家干预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理论忽视了对生产过程的研究，所以其治理危机的政策和措施缺乏供给方面的研究，由此致使其反危机的对策具有片面性。

三、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过剩成因的全面系统剖析

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运用矛盾分析方法，从生产（供给）、交换（市场）、消费（需求）到社会经济制度对生产过剩危机的成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在交换上，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力低下条件下的直接产品交换，是不具有供给和需求严重脱节的可能性，但随着产品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此时，（１）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２）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商品的买卖在时空上发生了分离与对立；（３）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形成了蕴含货币危机的债务链条，由此，一方面使商品“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⑥ 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⑦ 这里的关系，笔者认为，既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制度关系，又有在此经济制度度下得以充分发展的大工业和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供求关系或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从供给（生产）上说，马克思认为，大工业生产方式具有一种跳跃式地扩张能力，他说：“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张的能力”⑧。并且，根据他的分析，大工业的扩张能力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共同作用，促使资本突然扩张力的增长，从而激化了市场供需矛盾，致使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所以，马克思指出：在现代工业周期中，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和首要原因。大工业的这种巨大的迅速扩张的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从消费（需求）上说，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造成相对人口过剩，失业人数增加，另一方面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⑨ 由此，必然要造成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对缩小与狭隘的消费和市场，进而产生商品生产与实现的矛盾与生产相对过剩和危机的出现，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⑩ 总之，如果撇开制度分析，单从经济角度来说，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商品流通领域供求矛盾的直接表现，而市场上的供求矛盾又不过是生产和实现（消费）矛盾的表现形式。

然而，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中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所以，他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经济现象分析，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中探寻根源。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市场交换领域所蕴含的危机，在简单商品经济下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之间的矛盾所决定，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则是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除此之外，服务于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制度结构之间的不协调与相互碰撞，给经济危机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生产领域的制度看，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规律、资本占有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能力的跳跃扩展，提供了强大的利益刺激和外在压力；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工厂制度、股份公司制度为生产能力的扩展、资本突然扩展能力的增长提供了有激励效应的微观制度结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生产的盲目扩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或宏观制度结构。从影响消费或需求的制度来看，既有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技术关系共同决定的资本有机构成制度，也有社会产品的分配制度。其中，社会产品的分配制度对劳动者的收入来源进而对其消费、需求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分配以及由之决定的社会产品的分配是一种对抗性的分配，由于这种对抗性分配制度的存在，决定了劳动者的消费、需求只能局限于狭小的界限之同。概言之，交换、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矛盾运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由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运动所决定，而这些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矛盾运动又是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社会根本经济制度以及由之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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