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评估。而众所周知，风波的缘起却是人们对于腐败的极度不满，只是后来发展到始作俑者也无法控制的局面。而当下的中国，老百姓最不满的依然是腐败。可以断言，腐败又已经构成了威胁中国社会稳定的最严重因素。而一旦宪法秩序遭到破坏，中国的改革还能继续进行吗？

    由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自认为深谙新制度学派理论的精英经济学家们，恰缺乏西方新制度学派所具有的整体主义素养与历史主义情怀。

    余论：精英经济学家的世界与普通人的世界腐败本身并不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普通百姓都痛恨腐败。经验表明，西方现代性国家政府的更替，一个经常的理由并不在于谁在台上更有能力发展经济，而在于谁在台上时能确保没有腐败的丑闻。因此，执政党都以反腐败确证其执政的合法性，以反腐败来赢得选民的支持；对于在野党来说，欲将执政党赶下台，并由自己取而代之，一个很奏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寻找证据攻击执政党的腐败。现代性国家如此，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更是如此。

    缪尔达尔在论述南亚国家的腐败时就指出（1968）：“对于南亚各国政府来说，贪污腐败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贪污腐败的程度同该地区的政府是否稳定有直接的联系。”

    中国政治家邓小平说，腐败可以亡党亡国，其理由也就在此。

    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部分精英经济学家们却搞得如此复杂，且在看法上与普通人迥异，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行文至此，我不能不想到何清涟女士（2000）在一篇文章中对常识理性与理论理性的区分。

    按理说，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研究时，首先不应该违背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其实就是对一般的存在的一般是与非的标准，甚至都不涉及到更复杂一些的事件。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九八大洪水，造成三江流域千万普通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至今仍有许多灾民的生计未能恢复到洪水前的水平。但如果经济学家一定要说出一套“洪水能促进经济增长”之类的“破窗理论”，则无论你是将这套理论论证得如何无衣无缝、天花乱坠，都是“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与谎言”。而我们这些精英经济学家们的确这么作了。在腐败问题上，我们一些经济学家又一次这么作了。

    更可怕的是，精英经济学家们违背常识理性的这种行径，中国学术界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既使有人出来讲话也很快被压制与扼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我在这里想放言几句。因为精英经济学家们声称他们是真正的学术，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且利用他们手中的话语权力为整个中国经济学界制规定矩。谁如果不遵从他们的“学术规范”与“交往理性”，他们就宣布谁不是经济学家，谁的著作不是经济学著作。这就如同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骗子。行骗之前先预设一个“前提”

    ：说谁能看见他们织的布作的衣服就是聪明人，谁看不见就是愚蠢。在此情势下，中国学术界还有多少人有勇气喊出“皇帝其实没有穿衣服”这样的常识呢？何清涟喊了，说腐败是令人痛恨的，说腐败对中国改革构成了威胁，结果遭到精英经济学家们的联手压制。而首先出来为何公开说话的，的确又是学术思想界两个“稚童”

    ：一个是一贯以敢说敢言闻名的非经济学界的王小东；另一个是一只脚刚踏入学术思想界的卢周来。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精英经济学家为何要违背常识理性呢？我想大概有两个理由。从学术研究的立场上看，精英经济学家们近年来特别强调经济研究的“现代化”与“规范化”，其实就是“西方化”。他们关注的是他们的成果能否被西方同行接受与认可，而并不关心他们的成果对中国社会到底有没有作用。而且他们还以为，目前西方最得势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此情势下，他们也就力图使他们的观点具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特征。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得势之时，经济学的确使得这个世界区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普通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遵从的是常识理性。

    人们关注的是这个世界是否和谐与公正，为了达到和谐与公正，人们期盼由他们自己选举出的政府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个是经济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正如海尔布鲁纳所言（1999），“政府永远处于守势，而市场却始终被认为一切都是美好的。当然，经济学家们都知道为市场辩护比较对人胃口，而为政府辩护则不讨人喜欢。为此，他们就大谈自由”。在海尔布鲁纳话之外其实完全可以再加上一句：“在当代经济学面前，社会公正永远处于守势，而效率却被始终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经济学家们都知道，讲效率比较对经济学家们胃口，而讲社会公正则被视为外行”。所以，他们的言论违背常识理性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从阶层立场上看，正如某位精英经济学家不久前坦认的，经济学家都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精英经济学家们还有另外一句话：经济学家也讲个人收益最大化。而众所周知，中国当下各利益集团中，资本集团与权力集团处于强势集团的位置，也最有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精英经济学家们的个人效用；而普通百姓，只是“在时代的怀抱中跳舞”，即使在利益遭到损失时，也“只是循自己的本性生活”，与强势集团连平等对话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在张曙光等精英经济学家眼里，这个世界只有“三个活动领域和三类人”：“一是政府机构及官员，二是科研教育单位及学者，三是企业组织和企业家”，“三类人各显其能，各取其利，是分工和交易的要求，也是最有利和最有效的安排”。

    （张曙光，1999）因此，精英经济学家们设计出这样一副完全不理会“官员、学者与企业家”之外的普通人世界的改革图景：在新的资本阶层崛起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同时，通过金钱进一步收买权力者，以巩固并加强自身的地位；而权力者通过出让权力也富了，成为另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学者”则为两个集团攫取其利益提供学理上合法性辩护。三个集团结盟，就达到了“自由秩序”之境。至于普通百姓在这个图景中的位置，则不是精英经济学家们所要讨论的事。

    但中国的大变动却没有如这些精英经济学家以及他们服务的既得利益阶层所愿就此“保守”下来，而仍在继续进行之中。换言之，中国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才刚扯开序幕。所以，中国经济学界以及中国学术界好戏还在后头，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张曙光，《腐败与贿赂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张曙光，《腐败问题的再思考》，《繁荣的必由之路》，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张曙光，《繁荣的必由之路。自序》，《繁荣的必由之路》，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张曙光，《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读书》1999年第10期；《张维迎：有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的也属次优》，《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张维迎，《治表性反腐败要适度》，《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12月8日；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樊纲，《腐败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3月22日；樊纲，《骗出一套新体制》，《走进风险的世界》，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卢周来，《跨世纪中国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杨瑞龙教授访谈录》，《经济改革》1999年第6期；《王宏远：反腐败不能严厉到使政府官员汲汲可危》，《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张五常，《三种社会体制》，《书屋》2000年第2期；《张五常：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张五常，《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国企改革永远没有希望》，1999年10月14日奇迹网络；李南雄，《关于中国腐败现象的研究》，《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缪尔达尔，《南亚贪污腐败因果谈》，《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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