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作为右翼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张五常也强调了政府的权威在制度转轨时期的重要性。他说（1999）：“国营企业私有化如果不靠一个独裁的政府，一定会被黑社会搞乱。”张五常还警告说，“中国未来十年改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主要出在特权阶级要维护他们的特权利益。”可见，在他看来，制度转轨中政府能力被动的受削弱可能导致腐败及极度的社会不公，而这会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而目前在中国，改革中政府能力的确已经遭到了这种削弱，腐败与改革的公正性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难怪张五常嘲笑中国那些崇拜他却未必真理解其思想的同行们在“瞎说”，是“文字垃圾”。

    不妨稍说点题外话。从精英经济学家们与我们对于反腐败的态度上的分歧，也可以导出中国思想界在更大问题上的分歧。右翼自由派经济学家们，从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出发，完全忘记了新自由主义的老祖宗奈特曾警告过的“最大的谬误莫过于将自由和自由竞争混为一谈”（甘阳，1999），认为他们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自由主义，并以为一旦中国经济完全市场化后，产权完全私有化后，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他们认为包括解决腐败在内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诉诸于“自由”

    二字是很自然的；甚至为了他们所谓的“自由”，他们不惜反对“民主”，认为“民主”是一种“建构理性”，破坏了市场的“自发秩序”，还可能导致“多数人的对少数人的暴政”；另一些被“自由主义者”称之为“新左派”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实行民主。而美国学者霍伯特。金蒂斯说过（1991）：“民主是一种最有效的制衡结构”，“民主制度的力量主要不在于鉴别领导者的个人素质，而在于通过言论自由、信息交流的自由、适当程序、定期选举的方式使领导者必须对其权势负责。”这恰与“新左派”主张的建立起以权力分设与相互制约为特征的“制衡结构”才可以根治腐败在学理上是统一的。由此不难看出，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分野，已经包含了是“自由”（新自由主义者言说的自由）还是“民主”问题上的分野的种子。

    二、腐败出一套新体制？

    少数精英经济学家们不仅认为任何形式的公权的存在必然导致腐败，所以，治根性反腐败必须使公权彻底私有化，而且还提出了他们的一套使公权彻底私有化的方案。这种方案说到底也就一句话：用腐败“购买”公权。套用樊纲（1993）“骗出一套新体制”的话，这种理论也可以称之为“腐败出一套新体制”。

    这一点，张曙光（1993；1994）表达得最清楚：张在其文章中对一位社会学家郑也夫的文章《腐败的正负功能》进行了评价，说该文虽然介绍了腐败的正面功能，“但作者对其作了一个很大的限制，认为腐败能够瓦解一个旧制度，而在创建新制度中却毫无作为，似乎不大符合该文的逻辑。正因为如此，作者在对改革易于诱发腐败而又必须抑制腐败的关系作精彩分析的同时，却没有提出利用腐败问题。”张自己认为：“从腐败的正面功能中提出利用腐败问题似乎有背常理，但却符合逻辑。

    这一点也许在改革中更有意义“，其原因就在于，”改革是一个权利和利益转移或再分配的过程“，而”在人类历史上，自愿让出权力的事情是很少的。权力的转移或再分配通过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强夺，二是购买。既然掌握公共权力和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权钱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所以，”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

    值得指出的是，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也持张曙光同样的观点。张五常曾在一篇文章力荐他的“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方案（1995）；最近在武大一次讲演中，张先生仍忘不了他的那套方案。他说（2000）：“我曾经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一次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也不要用这些权力了”。

    但张五常与张曙光之间在观点上也有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张曙光不反对甚至支持用腐败这种私下、个别却是普通的交易达到用金钱收买权力，而张五常则主张公开进行交易，并由政府出面一揽子解决。

    最绝的一招也许算某位著名的少壮派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不知有多少次声称“公有制”的低效率与短命，并推出了种种私有化方案。但因其方案用学术包装得十分严密，除精英经济学家们心知肚明外，普通人根本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而在一个私人场合，这位精英经济学家倒通过举例很通俗地说明了他的主张：通过腐败搞垮公有制来促进私有化。他所举的例子是：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因认为这碗饭不能吃都走开了，一碗饭也就属于吐唾沫的人私有了。

    撇开私有化不论，因为这很容易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因缘。仅说用腐败“购买”

    公权使公权私有化这一点，我想有两点请教于精英经济学家：一是既然权力者可以以公权换到金钱，他会一次性让渡手中的权力吗？缪尔达尔（1968）在论述南亚国家的腐败时曾提出过腐败的“因果关系循环圈”。其意思是说，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力贪污，会进一步强化官员的权力意识，因为“贪污的蔓延反过来又使官员对保持这种权力有直接的利益。特别是那些中下级官员薪俸很低，贪污对他们极有诱惑力。

    于是，贪污腐化进入一个有因果关系的循环圈“。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为什么市场取向的改革如是之难，其中也有权力者尝到了权力可以换来金钱的甜头，所以，更加珍视手中的权力。于是，公权的出卖在中国变成了长时间愈演愈烈，由局部个别现象演变为全社会弥漫性的腐败。

    其实张曙光先生（1993；1994）也曾区分了两种情况：即腐败和贿赂具有收敛性与发散性两种结果。他还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腐败和贿赂还会不断从这一权力产生出来，并且具有发散的性质，于是，公益决策就无法最大限度地变成私人决策，市场化改革也无法推进。改革如果走上这条道路，那将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最终将被腐败和贿赂所吞噬。我们称此为改革‘陷阱’”。但可惜他的理论没有贯彻到底：首先，他认为腐败也可以购买公权，而实际上，通过腐败这种私下的、个别的却是普通的权钱交易，恰会使腐败出现发散性；其次，他对腐败可能使改革陷入“陷阱”的看法，与何清涟女士后来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基本立论有相似之处。但在何清涟警告中国已经出现了陷入改革“陷阱”的现实危险时，不知道张曙光先生及其他精英经济学家为何要横加责难。

    二是谁可以购买公权？购买以后权力落到了谁手中？俄罗斯历史学博士西蒙尼亚曾指出（1996），一个国家在具备了以下前提后，通过腐败促进自发私有化，最终将走上官僚资本主义与裙带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些前提中有：1、历史上有过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期；2、这种生产方式的一些实质性成分至今还保存着，虽然已经改头换面；3、社会经济总体上的落后；4、经济管理的广泛官僚化；5、保持独裁政治；6、为大规模的贿赂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在此情势下，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有能力与财力通过腐败购买公权，而公权被购买后，并没有由权力者手中落到市场的手中，而更多地由权力者单独拥有变成了当权者与既得利益阶层共同拥有。因此，社会便会滑向官僚资本主义与裙带资本主义。而对比中国改革前的情形，西氏所言的若干前提几乎都存在。

    平心而论，相比较而言，张五常先生建议的一次性公开购买的方案可能会达到促进新体制建构的目的。所以，张五常先生一再说“中国的改革走得越快越好”，因为走得慢，这种一次性公开购买就变成了慢慢的私下的腐败，社会可能走向他所担心的第三种体制：“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但中国的情境其实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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