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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另一种观点
收集整理: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时间:2009-02-06 23:58:42   点击数:[]    

不会发生张五常先生所建议的由中央政府出面一次性公开购买权力的事情,相反,却正出现朝张先生所言的“第三种体制”过渡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张先生说得很对,道出了“终极真理”,但我仍不得说得很刻薄:张先生终究是“他们的世界”

    中人,不过到“我们的世界”又一次上演了他的那番“屠龙术”而已(余世存,2000)

    :无论张五常先生如何标榜自己,实际情况是,中国改革决策者从来就没有按张先生的高见行过事。也从这个意义上讲,鼓吹腐败的经济学家们,以为中国可以按他们设计的路径建构出一个“自由市场体制”,最终将被证明,他们在反对搞“计划乌托邦”的同时,也不过是在为中国设计另一个“市场乌托邦”。

 三、腐败与改革的“路径依赖”

    正因为精英经济学家们认为可以“腐败出一套新体制”,所以,他们将腐败视作改革的动力之一。

    张曙光撰文称(1993;1994),“改革中的许多变通措施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往往是由腐败和贿赂行为涉足,再由正式的安排加以确认,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和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了改革的成本费”。张维迎(1995)则“曾在数学上严格证明,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

    既然腐败能促进改革,因此,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将民众的反腐败情绪和政府的反腐败举措与改革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一对矛盾。这一点,张维迎在正式发表的文字中还有些遮掩:“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但在《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3月15日署名王宏远的一篇为张维迎辩护的文章中,其意思则表达得十分充分。文章说:既然现在无法达到“根除腐败与改革顺利推进”这一帕累托最优状态,那么从经济学角度看,只能追求“改革进一步推进,腐败适度存在”这一次优状态。“次优状态的存在,最大的优点在于能使改革进一步推进,使市场化趋势进一步增强,通过经济基础上的变化反过来促使治本性反腐败措施的出台,从而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出现”。“与此相比,反腐败如果既起不到实效,又影响了改革的进程,那就是一项非理性的选择了。不反腐败,改革难以顺利推行,人民群众也会群起反对,影响到安定团结的大局;但反腐败也不能严厉到使政府官员个个汲汲可危,彻底失去参与改革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腐败要适度只是两权取其轻”。

    中国社会腐败的蔓延,帐不能全算在精英经济学家头上,但精英经济学家们这套理论无疑为转轨时期的腐败行为提供了学理上的合法性解释,对腐败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的理论在民间传播很快,人们不一定了解精英经济学家文章的真实含义,更不一定要兴趣去读他们的原文,但都知道“腐败是一个次优选择”、“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这样的结论。因此,对于人们由厌恶腐败到接受腐败再到习惯腐败再到适应腐败,精英经济学家们的文章可谓“功不可没”。而缪尔达尔却警告过:民众对腐败已经习以为常,“那种愤懑情绪慢慢就会演变成对那种有机会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的人产生嫉羡的心理”,并更使那么没有机会腐败的人们“相信采取愤世嫉俗态度的社会行为便是正常的”,这正是“南亚病”(或“印度病”)的特征。反观当下中国社会,不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吗?

    腐败对于局中人——行贿者与受贿者——来说,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其实是无需“严格的数学证明的”。一方面,行贿者通过行贿得到合同,最终收益肯定会超过其行贿花费;而另一方面,受贿者也得到了本来可能得不到的好处。所以,在行贿者与受贿者都在暗地里心满意足地数着大把大把的钞票时,没有人会怀疑他们都同时是腐败行为的受益者,腐败行为并没有损坏他们两人中任何一方的福利,相反还增进了他们的福利,这正是经济学上所谓的“帕累托改进”。

    但精英经济学家们仅看到此正显示出他们视野的不够宽广。他们缺乏对于腐败影响的整体性把握:即腐败在增进局中人福利的同时,对全社会来说,却产生了“外部性”。在透明国际班德会议上(1999),经济学家们就指出了腐败的整体性危害:“第一,偷税漏税严重。政府收入少和开支多,因为其官员没有选择好的合同,但是那些合同却给他们个人带来好处。更糟糕的是,剩下用于社会投资的钱很少。第二,市场经济不能运转。处于有利地位的企业并不一定是生产率很高的企业和生产质优价廉产品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懂得如何同当局打交道和向什么人送礼。

    第三,外国投资减少。因为贿赂实际上是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这是公司结算中增加的一种费用。“

    撇开此不论。精英经济学家们鼓吹过他们深谙制度学派的理论,并以中国制度学派自居过。他们尤其对诺斯的关于改革遵从“路径依赖”规律的说法很是推崇。

    而真以新制度学派的理论观之,我很怀疑“腐败出”的一套新体制能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按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的说法(1993),制度的功能在于形成一个社会的激励结构。当一种制度结构能对“生产性努力”形成激励时,亦即经济人的收入增加与其所付出的边际生产性努力对全社会的边际贡献成正比时,经济增长就具备可能性,社会进步也才能成为现实;相反,当一个制度结构不是鼓励“生产性努力”,而是鼓励“分配性努力”,亦即,社会财富的分配不是以“生产性努力”作为参照系,而是以经济人在分配过程中尽量“多吃多占”的能力大小为参照系,经济增长就会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社会进步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而完全可以说,一个制度对腐败问题的容忍,是对“分配性努力”最大的偏袒。因为腐败是最典型的“分配性努力”。即腐败者决不是通过“生产性努力”来增加收益,而是通过滥用手中的权利来增加收益。制度容忍腐败,实质就是这种制度结构是一种激励腐败的结构。而且,腐败者往往处于社会精英阶层,是社会强势集团的成员,我们又知道,精英阶层与社会强势集团对于制度演进的方向起重大作用。所以,一个不断靠鼓励“分配性努力”产生的制度,步入的更可能是低效率的被动锁定状态,而非良性循环。

    与能否通过腐败推进改革这个问题相比较,更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当前中国改革的新的动力源在哪里?84年以前,中国改革实现了帕累托改进,所以,民众本身就构成了改革的动力源。而改革进入城市后,正如杨瑞龙(1999)所指出的,地方政府开始在改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在中央放权让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是当地改革的获利者,所以它们也有积极性利用其政治功能实现经济功能。但在改革步入攻坚阶段后,一方面,增量改革的获益者往往成为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因为不愿意改变现有利益分配格局而不愿意继续改革,而另一方面普通民众有相对剥夺感,又因为看不得改革到底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也不愿意改革。而此时的政府,因为公权被市场或被腐败所削弱、且其影响力与号召力也因腐败而不断下降,也没有能力继续推进改革,所以,中国改革很容易陷入停滞的境地。而新的动力源在哪里?精英经济学家希望通过加入WTO借助外部力量推动改革,其缘由大概在此吧?

    但不知他们想过没有,外部力量推动的改革更是行之弗远的。

    现实更能说明问题。号称自由派的精英经济学家们都承认,中国二十年改革中,最大的停顿与挫折莫过于八九政治风波,这场政治风波对于中国改革的后续消极影响到底有多么巨大还有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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